擁有數十萬軍隊，且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的李自成，爲什麼沒能坐穩太和殿那張寶座呢?感興趣的讀者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李自成當上紫禁城的新主人後，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據說北京城破前，丞相牛金星專門向李自成提出：入城欲定天下，必須約束士兵，不得殘暴百姓，且以辭職相要挾。李自成因此下令：“敢有傷人及掠人財物婦女者，殺無赦!”
李自成進城後，特地拔箭去鏃，向後面的士兵連發三箭，宣佈大兵入城“傷一人者斬”，以此作爲軍令。入城後，又在北京城內遍貼安民告示：“大師臨城，秋毫無犯，敢有擄掠民財者，凌遲處死。”
可是這一切都是表象，李自成翻臉比翻書還快，剛剛站穩腳跟便以爲坐定了江山，緊接下來的表現讓人痛心失望，其中兩件事註定了他和大順政權必然走向滅亡。
第一，助餉與追贓
李自成進入北京，接管明朝政權的同時，爲了保證幾十萬軍隊的後勤供應和維持大順國家機構的財政需要，本應建立相應的稅收制度。但是據文獻記載，大順政權在北京並沒有確立任何賦稅制度和相應的經濟政策，而是簡單地採取了助餉與追贓相結合的硬性攤派方法，嚮明朝官員開刀，結果導致政治上的全面失敗。
從中國農民起義的發展史上看，李自成本有前車之鑑，但在他戎馬生涯幾十年的鬥爭中，似乎並沒有改變歷代農民起義中的流寇主義，從不考慮如何解決軍餉問題，這不能不說是當時特殊歷史環境的產物。
徵賦與減賦，加賦與免賦，在農民反抗明朝戰爭中是個導火線。饑民到處揭竿而起，使明朝的財政惡性循環。崇禎帝爲了戰勝農民軍，不斷加派賦稅，交不出賦稅的饑民被迫加入農民軍，以擺脫賦稅的重壓。
而崇禎十三年(1640年)底，李自成聽從李巖的建議，明確提出了“迎闖王，不納糧”的革命口號，苦於徵稅加派的廣大農民完全站到了李自成軍的一邊，李自成一軍從此捷報頻傳，所向披靡，其奧妙也是在賦稅上作文章。
然而，當李自成的隊伍發展到幾十萬大軍的時候，兵餉問題也就突出起來。崇禎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下洛陽，發福王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濟災民。此後，攻城略地，奪取官府及富室倉谷財物，幾乎成了李自成軍事行動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說，李自成的掠奪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並且沒有因爲不斷取得勝利而有絲毫改變。
李自成進入北京後，要建立中央政權，確立對全國的統治，他當然也無法再把明朝所有的錢糧拿出來分給士兵作爲軍餉，他必須另謀財源養活新政權的官員和軍隊。國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賦稅，建立正常的稅收制度保證國家機器的運轉已經成爲當務之急。
“迎闖王，不納糧”，以及“三年不徵，一民不殺”的諾言，在動員羣衆時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若突然宣佈取消這些承諾而向人民徵收賦稅，大順政權的領導人的思想意識還沒有完成這個轉變，實際上就是向封建化轉變。他們仍從農民立場出發，想象力再豐富，也不能超越其侷限性，於是嚮明朝貪官污吏的追贓成了永恆的正義。
關於追贓助餉，其實是兩件事。李自成起義軍的助餉，是針對所有的明政府官員而發的，根據不同對象，規定有固定數額，沒有按照數額助餉的官員就要予以追贓，追起贓來就沒有數額限制了，而是要讓其傾家蕩產。
追贓助餉是從翰林官開始的，當初李自成發現一家翰林家藏巨金時，便下了一道命令：無論新舊翰林，每人派餉銀萬兩以上。於是，明朝官員被嚴刑拷打，追繳贓銀。助餉的行動，就從這個時候開始。
追贓一事，從懲治貪污上看，有其正義性，但從一個政權要建立鞏固的基礎出發，又是李自成在北京的最大失策。大順政權以劉宗敏爲首的官員，不分青紅皁白，不加區別地把明朝官員統統認定爲贓官，簡單地按職務劃分數額，打擊面過寬，反而使自己陷入孤立。
一般情況下，貪官是普遍受到憎恨的，許多文獻記載嘉定伯周奎交出贓銀50多萬兩，太監王之心臟銀15萬兩，大學士陳演4萬兩。這三個例子，分別作爲勳戚、內監、百官的代表。因爲他們三人在崇禎帝號召助餉時表現極端吝嗇，多少帶有幸災樂禍的味道，將他們作爲代表，即便是逼迫過頭也不會帶來不良後果。
問題是並非每一個官員都是貪贓數額巨大且積怨很深的，尤其是農民起義軍和一般羣衆之間在看法上不可能取得共識。大部分官員根本拿不來所規定的數額，他們不得不向商人借貸，使得商人錢貨一空，市場混亂，這完全超出了追贓的界限，導致了失控的局面。
追贓和助餉，不僅暴露了大順政權領導者對管理國家事務的茫然無知，而且以最野蠻的方式進行報復，來滿足他們突然增長的貪慾。這在很大程度上敗壞了軍紀，瓦解了軍心。
本來明朝的政治已經十分黑暗，廣大民衆和不少中下級官吏和士人也投奔了義軍。可就在勝利進入北京時，已經推翻了明朝之時，由於舉措失當，反而使人民懷念起明朝，懷念起吊死在煤山的崇禎帝。
第二，享樂、思鄉
李自成進入北京以後，面臨的最大問題有二：一是眼前要做什麼;二是將來如何打算。按照設想，應該是在明朝滅亡的廢墟上，再建一個新政權，接受歷史教訓，實行對全國的統治。但實際情況是完全相反，他們的重點在於：其一是現在抓緊享樂;其二是將來打算回老家。
《明史·李自成傳》說他“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這個說法大抵不差，至少在攻佔西安時，李自成都顯示出了自律和帶頭作用，儘管騷擾百姓的事不可避免，但總體來看，軍隊的紀律較爲嚴明。因此大順軍所到之處，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歡迎，這是在艱苦環境中求發展的一種表現。
形勢變化後，起義軍的表現就大不如前了。進入北京城後，李自成沒有經受住勝利的考驗，一味追求金錢美女，貪圖享樂，把軍國大事完全拋在腦後。
李自成和他的親信將領，入宮即將崇禎的宮女作爲戰利品進行瓜分。李自成、劉宗敏和李過各挑選了有姿色者30人，牛金星、宋企郊等將領各得數人。至於一般軍官，大順軍配發勳臣外戚婦女，明朝勳臣有數百人被殺死或自縊，他們的眷屬被編成名冊，全被分配給各營隊長。在這種情況下，普通士兵擄掠姦淫婦女之事就無法避免了。
以劉宗敏爲首的武將，入城後對部下聽之任之，他的精力主要用到追贓和掠奪女子上。他得知陳圓圓的豔名後多方搜索，知爲吳三桂父親吳襄所藏匿，於是逮捕吳襄，嚴刑拷打。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吳三桂纔會降而復叛。這是李自成、劉宗敏等人非常錯誤的政策所致，這樣一個嚴重的惡果，又直接導致了李自成悲慘的結局。
李自成政權的失敗，一方面是因爲農民階級本身的小生產者的私有性和保守性的限制，所以無法保持其軍事勝利的成果;另一方面農民政權在建設中又犯了不少錯誤，使當時的形勢更加困難。
但更主要的是農民軍內部的腐敗、享樂現象未及時得到制止，大部分人出現了濃重的太平思想，追求享受，使戰鬥力大大減退並厭倦戰爭。數十萬曾經讓崇禎帝頭疼不已的農民軍，在42天時間內就被徹底擊垮了，這或許也是歷史上的一個奇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