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奴才”一詞，想必大家都不會陌生。在人們通常的印象中，“奴才”一詞在清朝時期使用比較多，但它卻並不是清朝統治者創造出來的。
據《說文》中記載：“奴、婢，皆古之辠人也。” 又《說文》：“辠，犯法也。”也就是說最初奴隸多來自於犯人。此外又有《廣韻·模韻》：“奴， 人之下也。”; 《集韻·莫韻》：“奴，賤稱。”， 可見，奴在古代並不是好詞。
那麼“奴才”一詞源於何時呢?其實在中國古代北方各地，尤其是北方少數民族中，“奴才” 是一個常見詞彙，亦作“奴財”或“駑才”。魏晉以來，常被作爲賤稱或卑稱，有時也用來罵人， 史書中對此常有記載。
在宋元的一些話本中，“奴才”這個詞的出現頻率更高。如北宋話本《太平廣記》：“生遂自緱氏赴京，行李貧困，有驢，兩頭叉袋，一奴才，十餘歲而已。”此中“奴才”即指僕人。
上述講的“奴才”基本是個他稱，古人以自謙爲美德，稱呼自己時也常用一些帶有貶義的詞彙，例如“卑人”“鄙人”。而在元代《老乞大新釋》中有一段：“咱們做奴才的人，跟着官府這裏去那裏去，官府若下了馬，就把馬拉去。” 可見，“奴才”這個詞也開始成爲自稱。
“奴才”被廣泛用於自稱並且帶有強烈主奴色彩的時期，就是清代。
清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奴才”和“臣” 的區別是沒有明確界定的，而自稱“奴才”多是滿洲舊俗，並沒有一定的君臣含義。而真正讓奴才開始具有君臣含義的則是康熙帝在位時。從現存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中，最早開始於君臣語境下使用“奴才”自稱的時間應是康熙二十九年， 具折人是山東巡撫佛倫。
此後，一些從小養育宮中，與康熙帝具有養子名分的八旗大臣，是最早使用“奴才”稱謂的羣體。在他們自稱“奴才”的背後，隱含着對君父的特殊感情，“奴才”其實代表了他們是皇帝的近侍和愛臣，意味着他們與皇帝之間特殊的“依附”關係。
到了康熙五十年之後，除諸皇子或議政大臣宗室等會稱“臣”，幾乎所有的旗籍大臣都會稱“奴才”。不過這其實是一種跟風的表現，也會有特殊的案例，如隆科多在康熙朝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自稱“臣”的，只在康熙晚年會偶爾稱“奴才”。至於在漢文奏摺中，也是到了康熙後期纔會有，當然也是比較亂，有些皇帝的近臣或者包衣都沒有使用，例如曹寅。
雍正帝十分在意“奴才”與“臣”的區別， 曾發上諭： 凡奏章內稱臣稱奴才，俱是臣下之詞， 不宜兩樣書寫，嗣後着一概書寫臣字，特諭。(見《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此時的“奴才”一詞已經有了公私場合之分的傾向。
乾隆時，皇帝已經開始重視這種自稱的重要性，乾隆帝企圖用“稱謂”作爲控馭羣臣的手段。
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又以上諭的形式對滿洲大臣奏事的稱謂作出規定：“諭軍機大臣等。滿洲大臣奏事，稱臣、稱奴才，字樣不一。著傳諭，嗣後頒行公事摺奏稱臣，請安、謝恩、尋常摺奏，仍稱奴才，以存滿洲舊體。”乾隆二十六年八月，又強調滿洲督撫“嗣後凡奏地方公事，俱應稱臣，至於請安及一切謝恩等私事仍稱奴才。
在乾隆此後的歷朝中，“奴才”這一稱呼的使用者越來越多。無論上三旗下五旗、八旗滿洲還是八旗漢軍，甚至從宗室乃至皇子都會使用， “奴才”自稱成爲旗人具折時的基本行文格式。
此外，對於武職人員來說，自稱奴才的情況康熙後期也已經出現。而及至乾隆帝則對此更爲強調：“向來武職具折，例稱奴才。”也就是說， 對於“武官”而言，不存在公私場合，不存在滿漢，不存在是否在旗，在具折時均以職銜、奴才、名字的格式行文。
晚清時，隨着西方文化的輸入，“奴才”稱謂也開始遭遇危機，咸豐以前偶然出現的不書“奴才”字樣的奏摺，在光緒後期開始頻繁發生在滿臣身上。
在清朝即將滅亡之時的宣統二年(1910 年) 正月甲戌諭內閣：“ 奴才即僕，僕即臣，本屬一體。嗣後凡內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著一體稱臣等因。欽此。祖訓煌煌，允宜遵守。……當此豫備立憲時代，尤宜化除成見，悉泯異同。”至此， 有清一代君臣關係中的“奴才”稱謂在“制度” 上退出了歷史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