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一：好大喜功。這是開國之初皇帝的通病，當了天下第一就以爲老子天下第一，以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得來易如反掌。秦始皇太自負了，焚書坑儒得罪了精英集團，大興土木動搖了民心基礎，雙拳出擊傷及了經濟命脈，仍然沾沾自喜不思悔悟，從而種下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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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秦始皇最像的是隋煬帝，一個修長城一個修運河，一個兩次出兵五嶺一個三次出兵高句麗，割裂看都不是大問題，但載入歷史空間內，就成爲亡國的先兆。
原因二：諫臣凋零。唐太宗本來也具備秦始皇的做派風格，但他有兩個敢說話勸諫的人，一個是長孫皇后，一個是魏徵。秦始皇沒這麼好運氣，在趕走呂不韋和幽禁母親之後，秦始皇身邊只有蒙恬和長公子扶蘇敢勸言幾句，結果全都安排去守邊疆，說法上可以認爲是特意栽培，讓他們手握重兵集團，但實際上造成羣臣噤若寒蟬，一個個都學會曲意奉承，一個沒有直諫言官的王朝，註定不能長久。宋朝和明朝出了不少昏庸的皇帝，但他們對言官還算不錯，只打板子不動刀子，多多少少還能聽到幾句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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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三：猜忌多疑。皇帝是至高無上的職業，同時也是最危險的職業，時刻需要防範被人搶去寶座，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也不例外。在這種情況下，秦始皇養成了喜怒無常的壞毛病，一會看誰都像親人，一會看誰都像敵人，身邊的大臣都有伴君如伴虎的感覺，能夠屹立不倒的，必定是八面玲瓏的牆頭草，善於察顏觀色瞅準風向，這樣的人即便不是奸臣，也不可能死心踏地當忠臣，比如李斯，在矯旨篡位中起到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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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四：奉行苛政。大秦立朝之前，從商殃變法開始就以苛政着稱，天下太平後沒能及時修改國策以安撫民心，在苛捐雜稅和沉重的勞役負擔下，出現陳勝、吳廣統領的“暴民”就不足爲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