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古代當官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古代當官可以說是光宗耀祖，爲什麼有的人反而一心求退?
考取功名，然後當官是古代讀書人的最大願望，但是也有不分官員，在任上幹了一段時間後，反而一心求退。俗語日：在其位，謀其政。但也有的官員由於個人能力有限，或職非其能等原因，意識到自己在其位而不能謀其政。這種情況下，部分較有責任心的官員會選擇及時致仕，以免尸位素餐、阻礙賢人進取之道。
一、官員不勝其職而求退。
武則天朝武將陳令英爲幽州都督時，可能因爲個人能力有限，據其自述，在任時“無田疇鄉導之策，又乏杜預度支之才，空竭疲駑，晝夜不息，以勤補拙，首尾三年，彌縫闕漏，幸無愆乏”，有疲於應付、勉強勝任之感。在擔任清邊軍副大總管抵禦契丹入侵的過程中，未立大功而受到恩賜，“竊功謬賞，有忝朝章”，因而引咎自責，主動求退，請“貶歸私第”。
雖然其《請免官表》中所述可能有過於自謙的成分，但基本上都有具體事實爲依據，其情形當屬不勝其職而自請致仕。憲宗朝李都，歷任京兆尹、鳳翔尹、淮南節度使，爲一方大員，爲官剛正嚴直，頗有政績。被監軍吐突承璀推薦入朝爲相後，“不喜由宦倖進”，爲此感到恥辱。
同時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年侵勢過，頗安外鎮”，安於在地方爲官，無意入朝拜相。在離開揚州接受屬下餞行時，“聞樂而泣下日：‘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可見其非常知道自己爲官的優劣短長。因此到長安後，即“辭疾歸第。既未朝謁，亦不領政事”，最終以太子少傅致仕。這又是自度不勝其職而請退之例。
昭宗朝右散騎常侍鄭綮，性“好詼諧，多爲歇後詩，譏嘲時事”。在任雖屢次上章論列朝政之闕，但自認爲無宰相之才。在得知昭宗有意任其爲宰相後，還語帶幽默地說：“萬一如此，笑殺他人。”宰相任命的制書下達，鄭綮“搔首言日：‘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乃就職。但考慮到自己能力有限，非宰輔之才，朝廷輿論亦不利於己，“終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山在唐末亂世背景下，鄭綮雖詼諧處世，但不失一份清醒。
二、仕途失意
屬於這種情形的官員有5例。高祖朝官員李綱，受皇帝高度信任，“高祖以綱隋代名臣，甚加優禮，每手敕未嘗稱名，其見重如此”。皇帝因此任命其爲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以輔佐、規勸太子李建成，使其更好地成長爲一個合格的政治接班人。而對於李綱的到來，“建成初甚禮”，“後漸狎無行之徒，有猜忌之謀，不可諫止”，李綱對於太子非常失望，於是向皇帝主動乞骸骨，並表明其心跡。“以愚臣事太子，所懷鄙見，復不採納，既無補益，所以請退”，但未得皇帝允許。於是李綱繼續履行職責，對太子的不當行爲上書勸諫，“建成覽書不懌，而所爲如故”。
對於太子的不可理喻，李綱感到失望又無可奈何，“道既不行，鬱郁不得志”，於是再次託以年老，請求致仕，仍未得允，但解除了太子詹事的職位。從李綱仕途失意而屢請致仕的背後，我們可以發掘出一些政治現象，即太子李建成與秦王李世民在政治上的分野。在一同協助李淵打天下的過程中，兩人的矛盾可能已有所顯現。作爲父親的李淵對此亦有所察覺，於是很有可能派遣爲人正直的李綱去輔佐太子，協調其與秦王間的關係，以免兩人矛盾越來越大。
而李綱對太子防備、敵視秦王行爲的規勸未能起到化解矛盾的作用，自己亦身心俱疲，於是屢請致仕。李淵也意識到太子、秦王的矛盾無法一時和解，於是將李綱調離東宮。李綱仕途上的失意，反映的正是唐初統治集團內部暗中增長而無可調和的矛盾與分歧，是玄武門之變的前奏。另外，《舊唐書》中李建成親暱小人、飲酒無節的記載，可能是史官編纂實錄時希太宗之意加上的，以醜化李建成，加強太宗政變的合理性，後被《舊唐書》的編纂者加以沿用。
則天朝中書令王及善，“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臨事難奪，有大臣之節”。則天晚年，二張尤其侍寵跋扈，“每內宴，皆無人臣之禮”。王及善“數奏抑之，則天不悅”，於是“及善因病請假月餘，則天都不問之”。可見晚年的武則天確實有些耽於遊宴、無心政事。王及善對此非常寒心，亦看透了則天對己的態度，嘆日：“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得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在仕途失意的情形下，王及善“上疏乞骸骨”，但“三上不許”，一個月後在疾病和抑鬱的打擊下而終。
肅、代、德朝官員穆寧，爲人“清慎剛正”，“以氣節自任”，但其仕途卻頗爲坎坷。爲鄂州刺史期間，因杖下屬致死，“坐貶虔州司馬，重貶昭州平集尉”。任和州刺史官罷後，被誣在任期間“逋亡多，坐貶泉州司戶”。任右諭德時，因“強毅不能事權貴，執政者以爲不附己，且憚其難制，故處之散位”。
屢次的仕途受挫，讓穆寧“默默不得志”，認爲“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則非吾之進也，在於退乎!”於是“辭病居家，請告幾十旬者數矣”。後雖不得已起復，仍然意在求退，於是“就拜祕書監致仕”。從穆寧的經歷可以看出安史之亂後，國家綱紀大亂、權臣宦官當道的背景，部分正直的官員士大夫仕途失意、出不如處的政治現象。
藩鎮問題是唐朝後期常見的一種政治現象。在自己的地盤上，節度使或者毫無顧忌地割據與跋扈，“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貢賦不入於朝廷”，“喜則連橫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併”。或者對朝廷陽奉陰違，表面上尊奉中央，實則私下擴充自己勢力，“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也”。一般情況下，叛亂型藩鎮基本上不存在仕途失意的情形，更不會主動請求致仕。但也有特殊情形，一旦他們脫離了自己的政治根基，進入朝廷，就無法作威作福;加之皇帝有意削藩，節度使主動歸順，雖躲過了軍事打擊，但有時仍無法規避朝廷賦予的政治打擊，這種情況下，藩鎮入朝後的挫折與坎坷就在所難免了。
憲宗朝即有這麼兩位仕途失意而致仕的藩鎮。德宗朝夏綏銀宥節度使韓全義，曾經外挫朝廷削藩大軍士氣、內結宦官以掩其劣跡，且班師回京後不謁見皇帝，“議者以隳敗法制，從古己還，未如貞元之甚。憲宗在藩，常惡其事。及即位，全義懼，求入覲”。憲宗雖同意了其請求，允其歸順，但“不復用”。韓全義之子爲討好皇帝，“獻女樂八人。帝不納，日：‘我方以儉治天下，惡用是爲。’”對其態度非常冷淡;宰相“杜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這實際上也代表了憲宗的想法。
另外，韓全義離開夏州時“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這時亦被朝廷誅滅。眼見在朝四面碰壁，裏外無援，韓全義可謂鬱郁不得志。歸順中央僅三個月，威風不再的他就匆匆忙忙以太子少保致仕，結束了入朝後短暫的政治生命。另一位藩鎮官員於螟，在擔任山南西道節度使時，趁着朝廷討伐淮西吳少誠而極力擴充地盤和勢力，並“公然聚斂，恣意虐殺，專以凌上威下爲務”，其惡名亦爲憲宗所知。“憲宗即位，威肅四方，由其稍戒懼”，於是自請歸朝。
入朝後的於螟，雖然有意討好皇帝，但受到冷遇。朝廷派軍再次討伐淮西時，於螟爲向皇帝表忠心，“獻家財以助國，帝卻之”，並不接受他的殷勤。憲宗曾公開對羣臣說：“於由其大是奸臣，勸朕峻刑”，“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另一方面，於由頁依然行爲不謹，治家不嚴，憲宗對其愈發不滿，於是藉着其家人的不法行爲對其進行打擊。
先是因其子殺人，將於螟“貶爲恩王傅”;又因其子“居喪荒宴，削金紫光祿大夫”。眼見自己在朝廷不受皇帝待見，於崾頗感心灰意冷，在憲宗的諷令之下，主動上表請求致仕。“宰司將以太子少保官之，帝改署賓客”，以本官致仕，這又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打擊。最終於螟“鬱郁不得意卒”。兩位藩鎮因仕途失意而請致仕，體現了政治鬥爭無情與殘酷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憲宗朝皇權重振、朝廷削藩得力的政治背景。
三、總結
與對政治不滿的官員相似，仕途失意的官員，其客觀環境亦是身處的政治形勢於己不利，或與先前期許的有較大差距，主觀上因感到失望、無助，而非憤懣與不滿，遂以致仕的形式尋求解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