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古代官和吏，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雖然現代我們通常將“官吏”作爲一個詞語使用，但在古代“官”和“吏”卻是有着顯著區別的，簡單來說，“官”有品級、有俸祿，是朝廷直接任命的“朝廷命官”，而“吏”則是隸屬於官員的具體辦事人員，官是樑柱、吏是瓦礫，官是主幹、吏是枝蔓，官是虎狼、吏爲爪牙。至於雙方的關係，則更有意思，“官”與“吏”即相互依存，又相互算計，相互提防。
宋江的押司便是刀筆小吏
“官”與“吏”的區別，漢朝以後天差地別
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隨着世卿世祿制的逐漸崩潰，古代便開始逐步進入精英統治時代，大量士子通過自己的學識打動諸侯王，從而謀取一官半職，而其他同樣擁有一技之長，卻無法入朝爲官者，便依附於這些官員，從事具體工作，在那個時代他們被稱爲“門客”，而“門客”其實就是早期“吏”的雛形。
到了秦朝，隨着“三公九卿制”的頒行，世卿世祿制徹底退出歷史舞臺，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所有朝廷官員皆由中央朝廷直接任免。不過，由於當時尚未誕生官員選拔系統，這個早期的官僚體制並不完善，地方也僅有郡守、郡尉、郡監、縣令、縣尉等高級官員由朝廷任命。
可是，一郡、一縣之地何其大，要管理如此大一片地方，僅憑這些官員自身是遠遠不夠的，爲了更好的治理地方，他們只能從當地選拔一些有學識者作爲自己的幫手，協助自己處理具體事務，而這些人便是“吏”。例如曾經做過泗水亭長的劉邦，以及在沛縣做主吏掾的蕭何和做縣獄掾的曹參，其實就是“吏”的角色。
到了漢朝，官僚系統進一步完善，“官”與“吏”的稱呼開始正式出現，雖然兩者的界限仍然不是很明顯，但區別卻已經開始呈現。《漢書·百官公卿表》將國家官吏分爲三類，即主官、長吏和少吏，但這三類其實又可統分爲兩大類，兩者的主要界限便是俸祿，俸祿在兩百石以上者爲“官”，俸祿在兩百石以下的則爲“吏”。
到了兩晉南北朝，由於“九品中正制”的影響，朝中官員多爲豪族門閥出身，這些人要麼學識不高，要麼忙於應酬，手中的事務自然需要他人代勞，而寒門學子由於入仕無門，也只能依附於這些官員求生存，於是隸屬於這些官員的門吏便出現了。這也形成了此後吏員的一個典型特點，那便是不再食國家俸祿，而是由官員私人買單。
因此，自南北朝以後，吏員便成爲了官員自行挑選的工作人員，不再隸屬於朝廷體制，多由具有一專之長，卻又入仕無門者擔任。同時，自唐朝科舉大興之後，朝廷禁止吏員參加科舉，使得官員和吏員完全剝離，官員特指那些有品級、有俸祿的朝廷命官，而吏員則特指那些不入流、依附於官員的辦事人員。
“官”與“吏”的關係，即相互依存又相互算計、相互提防
漢朝以後，爲了遏制地方豪強的出現，本土任官基本就被禁止了，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員皆爲外地流官，這些官員一般三年一考覈，無論政績如何，都必須挪窩前往他地爲官。
可是流官制度的出現，又帶來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那便是朝廷官員對於地方的民風民俗民情根本不瞭解，甚至可能語言都不通，如此根本不利於官員治理一方。因此，這些官員便需要一些熟悉當地的人員輔佐自己。
同時，古代最基層的縣官，一個縣也就縣令、縣尉、主簿等那麼幾個人，必然也需要人幫助自己處理具體事務，而異地爲官的他們，又無法帶太多的隨從，自然也需要從當地找一些能員幹吏。於是，古代官僚制度中的重要組成——“吏員”，就這麼出現了。
官員和吏員之間的關係，其實極爲微妙，雙方即相互依存，卻又相互算計：
一方面，官員需要吏員幫助自己處理具體事務，例如公文的起草、抄寫，又如盜賊的抓捕、緝拿，再如稅賦的催收、入庫等等，可以說一任地方官能否做的安穩，能否做出政績，很大程度源於吏員的能力水平和盡職程度。與此同時，吏員雖然有一技之長，但卻要依附於官員謀生，畢竟他們可沒有編制，薪水乃是這些官員們發放的。如此一來，雙方便形成了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關係。
另一方面，吏員由於多爲本地人，因此不少吏員都與當地士紳豪強有來往，結黨營私、損公肥私現象屢禁不止，賬目上做點手腳，稅賦上剋扣一點，這種事情時有發生，而朝廷命官由於很多不熟悉具體政務，對於一些弊端遺漏根本注意不到，結果便是很多朝廷命官雖然自己沒有貪污瀆職，卻往往因爲吏員的貪贓枉法而遭受懲處。
此外，科舉最爲人所詬病的一點，便是選拔出的官員“不通事務”，也就是說雖然學識出衆，但卻並不具備具體的執政能力，而那些吏員因結果便造成很多地方事務都是交給吏員來做決斷，久而久之吏員的作用就變得越來越重要，明末的顧炎武便曾感嘆，“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也”。結果，不少地方官反倒被吏員架空，這自然讓官員們極爲不爽。
如上，古代的“官”與“吏”有着明顯的區別，且在大多數時期，官員的地位遠在吏員之上，然而由於種種因素影響，官員與吏員之間，即相互依存，又相互算計，相互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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