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古代嫡庶之別，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嫡庶之別可以說是自古有之，在殷以前無嫡庶，但殷以後嫡庶觀念就逐漸興起了，到周出現了具有嫡庶之別代表性的分封制。
隨着時間的發展，嫡庶觀念於東漢的跡象愈發明顯 ,只是到魏晉時開始出現了一些轉變 ,再到南朝時已經不顧庶孽。歷史的浪潮永遠是波動的，從永嘉之亂到北朝時 ,再次出現反轉，嫡庶觀念尤其鮮明，嫡庶之別如天與地，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等等方面嫡庶之別深刻鮮明。然而，到了唐朝時，這種嫡庶之別又開始逐漸緩和。
一、統治者的影響
1.時局影響
中國古代標榜的是君權神授，皇帝即爲天子，可以說，天子就是百姓心中的神。
並且，分封制之後，於漢開始，中央集權越發明顯，世家豪強逐漸沒落，中央集權在唐朝到達一個小高峯。這樣一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君主也會爲了自己的權力逐漸收攏中央的權力。
唐初，隋朝剛滅，政權割據，有薛舉的西秦、李軌的西涼、蕭銑的南樑、王世充的鄭國、竇建德的夏國、樑師都的北涼。當然不止這些，還有劉武周、李子通等人建立的政權。當時的局面是狼煙四起、內不安外有患，流民無處可去。
此時，想平定局面，新的政權就需要能打仗的人才，且新政權下百廢待興，國家還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再來是因爲隋朝剛亡，戰亂四起，民心四散，這種時候對百姓、人心的安撫也極其重要，得民心得天下。
這種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壓力之下，嫡長子和庶生子都能被統治者收到旗下。並且，當時統治階層屬於關隴軍事的貴族集團 ,這個貴族集團並沒有沿襲北朝一些弊端。
統治者當時對於人才的選擇是：“人以才進,不論嫡庶次。”意思就是統治者缺人，無論是大嫡長子還是庶生子，只要有真才實學，就可被統治者重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對於時局的妥協。
據《中國人口史》，可知隋朝大業五年時人口數大約是5032萬。但是到了隋末唐初，全中國剩下的人數不足隋朝大業五年時的1/3——不過200餘萬戶，即1500餘萬人，《通卷·卷七》有記載：“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
可知人口在這種大趨勢下迅速銳減，此時需要的人才就不能只從越來越少的嫡長子中去選擇，庶生子和寒門的任用是統治者對於大趨勢的一種妥協。如褚遂良所說：“主祭祀之裔，必貴於嫡長;擢文武之才，無限於正庶。”從選拔人才這裏，其實也就能看出在唐代嫡庶之別已經被弱化了
2、統治者本身的集體潛意識
其次，是唐初統治者自身的問題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其實，對於中國古代來說，因爲中國古代社會是農耕社會，小農經濟爲主，自給自足，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生產力並不是很高，這也就使得財產分配和繼承是需要遵從一定的原則。就如，原始社會的私有制出現時對於財產的分配。
而隨着生產力和文化的進步，這種對於財產的分配也逐漸有了維護社會穩定、維護禮法以及血脈正統性的作用和象徵，這種分配製度就逐漸演化成了嫡長子繼承製。
也正因爲自古以來嫡長子繼承製的重要性，於是上自皇室 ,下到官宦之家 ,都是格外重視這個制度的。
魏徵就說：“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覦,塞禍亂之源本,有國家者之所深慎。”但是，統治者並不是純粹的中原人，他身上有胡人的血統，所以對於嫡長子、血統的觀念並不是如正統中原人這般看重。
心理學術語上有個詞叫“集體潛意識”，即歷史演化過程中人類祖先積累的經驗，這種經驗會代代相傳成爲一種先天遺傳傾向。
胡人居住地不比中原，他們的居住地環境更加惡劣，因此，適者生存，而這些“適者”中多數是強者更加適應環境，因而在他們有一種“慕強”的潛意識;相反，嫡庶之別這種原則對胡人來說就並不是那麼重要了。
統治者擁有的胡人血統，這也使他擁有這種集體潛意識。
如唐太宗殺兄代之。再如唐睿宗選了庶生子李隆基作爲繼承人。這些也是他們身上集體潛意識的體現。並且，統治者也把這種集體潛意識直接轉化投射到了自己後代身上——轉化、投射都是精神分析流派中將自己無意識衝動導出來的方式。
據《舊唐書·褚遂良傳》：“既以長子守器東宮，弟及庶子數將五十。”同傳有褚遂良指責唐太宗：“陛下昔立承乾爲太子， 而復寵愛魏王， 禮數或有踰於承乾者， 良由嫡庶不分”
可知李世民有嫡長子李承乾，但是李世民尤其喜愛自己的第四子魏王李泰，李泰頗受太宗恩寵 ,唐太宗給他的禮秩甚至超過了太子承乾。
此種寵愛其實就是他們集體潛意識投射到現實的表現，即他們對嫡庶之別不如傳統中原人的看重、他們的一種“慕強”心理。但也正是這種集體潛意識沒有收斂地投射與轉化，使得統治者對李泰的寵愛無以復加，導致了太子謀反死亡和李泰的被貶。
褚遂良對此就說：“陛下比者立承乾爲太子,復寵魏王。愛之嫡,嫡庶不分。所以至今日 。”
但是無論如何，這也給了唐代後人一些啓發，即取嫡長子而代之。也正是因爲統治者自身的問題，使得嫡庶之別的觀念越發弱化。總而言之，在唐代，不管是人才選拔方面還是統治者自身的觀念上，嫡庶之別已經在逐漸淡化。
二、制度的影響
1、科舉制度
其實，從隋朝開始，嫡庶之別的觀念就開始弱化。到了唐代，嫡庶之別更加不如北朝這樣明顯。而其中最大一個原因，就是科舉制度。
首先，科舉制度的沿襲和發展，使得庶生子和寒門能踏入朝廷，這些人一旦入朝爲官，便會爲自己寒門、庶生子這個羣體的利益奮鬥，並且這也使得皇帝手中權力得到收攏，爲打擊士族、豪強積蓄了力量——而一般來說，嫡長子繼承製的一些支持者就是這些士族和豪強。
如武周名臣李昭德，他就是個庶生子，以舉明經入仕，後成爲武則天朝大臣。有文載： “昭德，即乾佑之孽子也。強幹有父風。少舉明經，累遷至鳳閣侍郎。”
並且武則天時期還有了武舉，這就更加爲寒門和庶生子開闢了一條能得到權力的路。正是這種政治制度的改革和放寬，身份已經不再是選拔人才的關鍵，本身的能力纔是選拔人才的關鍵。
這種改變使得軍權得以更加集中。同時這種改變也使得庶生子、寒門的社會地位得以提高，嫡長子和庶生子之間的區別也得以減少。
2、財產製度的變化
並且由於這種政治制度的變化，使得唐代財產繼承製度發生了變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影響經濟基礎，相輔相成，這種財產製度的變化又弱化了嫡庶之別的觀念。
這種財產製度的變化並不是一夜之間形成，這和當時的文化背景、社會背景、政治背景有莫大關係——其實無論哪一種制度發生改變，這都是生產力、文化、社會等因素一起造就的，財產繼承製度也不例外。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這裏其實就可以看到一種大趨勢，就是嫡庶之別的不斷弱化。
唐宋時期，財產分配繼承上已經開始實行“平均制”，根據唐律明文即：“諸應分田宅及財物，兄弟均分……兄弟亡者，子承其分，兄弟俱亡，則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別與聘財。”
這便是平均制，從“平均制”的出現，可以再一次看出唐代的嫡庶之別已經弱化了不少，嫡庶之別的弱化已經從政治轉移到民生，也就是說觀念的受衆開始由官員轉向黎民百姓。
且據《唐明律卷》：“諸同居卑幼，私輒用財者，十疋笞十，十疋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即同居應分，不均平者，計所侵，坐贓論減三等。”
由此已經可知，唐代在財產繼承分割的律文中並未刻意孤立庶子，律文所規定的是：“有罪等罰，家財均分”。
即庶生子的財產繼承權得到了改善，此時庶生子經濟基礎和選拔人才制度都已經得到了改善，可以得知，庶生子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政治地位等已經得到上升，嫡庶之別觀念越發弱化。
而且，在唐代律文中，“嫡庶”一詞出現次數已經大不如從前，大多數是以“兄弟”一詞代替，可從上文的唐律明文知曉。
綜上所述，隋朝開始，由於科舉制度的出現，嫡庶之別觀念開始被削弱，唐朝時對科舉制度的改革和延續，唐朝選拔人才時對才華地看重，唐朝統治者本身對這種觀念並不是如此地看重，中央集權地加強，唐初對人才的迫切需求，唐朝財產分配繼承製度的改善，以及其他種種唐朝文化、社會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庶生子和寒門在唐朝時地位得以上升，也使得在唐朝形成一種了大趨勢，即嫡庶之別越發不明顯。
參考文獻：
高亞莉.《唐宋時期嫡庶財產繼承問題探析》
劉永強.《獨一無二: 唐代嫡子僅指嫡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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