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戰的前一年，時袁紹吞併公孫瓚，兼有四州之地，勢力空前強大，準備進軍許都;江東的孫策亦虎視眈眈。此時曹操羽翼未豐，面對南北壓力，尤其是北方的威脅，形勢異常緊迫：“是時袁紹方強，而策並江東”。從袁、曹、孫三個軍事集團的地理分佈來看，大體袁紹居北、曹操居中、孫策在南。一旦袁紹進兵，孫策趁機偷襲，曹操必然腹背受敵。對此，曹操首先考慮解除來自江東的後防壓力。“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皆禮闢策弟權、翊。”在此，曹操巧妙的利用“和親”，緩解了來自南方的威脅，爲稍後與袁紹的官渡決戰解除了後顧之憂。而江東正着力進行內部的經營，自然是不願捲入袁、曹的決戰，然而卻錯失了“坐收漁利”的良機。
雖不能求得雙方的長治久安，但通過“和親”，曹操從戰略上麻痹了孫策，避免了兩面受敵的困境，孫策只能被動接受。江東一方本可以充分利用這一絕佳時間，“背信棄義”，抄曹操後路，然而，官渡之戰中，孫策初死，其弟孫權剛剛繼承兄業，面臨更多的是內部問題，遂放棄北顧的念頭。
東漢王朝分崩離析,末代皇帝漢獻帝已成爲觀念化的最高權力象徵,是天下公認的正統天子,誰控制了他,誰就能“動託詔書,號令海內”,取得居高臨下的主動權。因此,漢獻帝成爲各個軍事集團獵取的“搶手貨”,從而引發了三國形成過程中的迎漢獻帝之爭。
最早提出迎漢獻帝的是袁紹的謀士沮授。然而，好謀無斷的袁紹既無卓識,又不願在稱帝道路上多一塊絆腳石,錯失了良機，故本文不再贅言。
再看曹操和孫策，兩者都有“迎獻帝”之心。初平三年,謀士毛玠就爲曹操定下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軍資”兩條取天下的方針，深得曹操之心。在江東方面，趁曹操與袁紹在官渡相持的當口，“策陰欲襲許，迎獻帝”，且“密置兵，部署諸將”。但顯而易見，曹操“迎獻帝”的心理準備至少是比孫策要早的多，這也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雙方對於“迎獻帝”這一重大契機的把握能力。建安元年,漢獻帝東還洛陽,具有真知灼見的荀攸、程昱等力主奉迎天子,曹操親自帶兵到洛陽,迎漢獻帝到許,完成了這一計劃。曹操的目的實現了。在孫策一方，由於“未發，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致使“迎獻帝”的計劃流產。
在“迎漢獻帝”這一事件中，曹操是最終的勝出者。此後，曹操由鎮東將軍一躍而爲大將軍(後爲司空),總攬朝政,動輒以天子爲辭,號令天下,佔盡天時之利,爲自己披上了正統的外衣。而孫策之死，則徹底葬送了江東爭正統的機會。“棋輸一招，滿盤皆損”：迎不到漢獻帝就得不到正統的護身符，也就意味着江東政權始終處於“名不正，言不順”的位置，也成爲掣肘後來孫吳立國的因素之一。
從整體上看，孫吳這一階段的外交活動主要是求穩定，但此中孫策也試圖通過外交手段尋求集團利益：在官渡之戰中，孫策本有“坐收漁利”的機會;在爭漢獻帝的活動中，孫策亦做了“迎獻帝”的準備，而兩次事件不是未能實施就是歸於失敗。直接來看，都該歸於孫策之死這一“人禍”，實爲歷史之蹉跎。但深入分析，孫策的死實則是江東內部重重矛盾的激化表現之一。
孫策之死源於許貢，後被其客所殺。在此我們要問，許貢究竟何許人也?孫策爲什麼要殺他，且許貢客又是怎麼回事?“許貢，漢末吳郡都尉，與北方名士許靖有舊，靖過江，先投許貢。”此句話隱含了兩點內容：一、許貢是南方的大族，且在漢末吳地高居顯位。二、許貢交好當時北方的士人，仍然是維護漢朝統治的。從當時孫策過江東後的境況可以知道，“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獻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乃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亂。”上文許貢的上書已給出明確的訊號：他對於孫策割據江東的企圖已經察覺，併爲漢廷所深爲擔憂了。但遺憾的是，此表未得達於獻帝，反而被孫策所獲，繼而朱治策應孫策，夾擊許貢，許貢敗逃，南投山寇嚴白虎，最終被孫權攻破且殺之，事見《三國志》卷五十六《吳書·朱治傳》。
在南方，由於許貢世居江東，且時任吳郡都尉，所以身邊少不了有一些“寄寓之士”。這裏的“賓旅寄寓之士”在《吳書》中簡稱“賓客”，或簡稱“客”，蓄養賓客不是什麼新鮮事物，早已成爲古老的社會現象;至於許貢門下的“客”，只能算是他豢養的一些可以飽暖衣食併爲之赴湯蹈火的死士而已。然而，孫策就這樣被殺了，並非死於疆場，卻死於一個微不足道的客。值得深思，耐人尋味。
在這裏，許貢代表的是一種世家大族的利益。因而，孫策之死從另一層面上反映了北來人士與本地勢力之間的勢力爭奪。同樣的，北來人士與本地勢力之間的矛盾只是揭示了掣肘孫吳外交的內部問題的一個方面，當有另外更多的原因。《三國志》卷四十六《吳書·孫策傳》記孫策臨死時的江東局勢說：“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