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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征伐四方，以致國庫空虛，於是想把宮苑所養白鹿的皮強賣給諸侯。一塊一尺見方的白鹿皮售價40萬錢，相當於明搶。大司農顏異對此不甚贊同，隨即被人舉報，說他妄議朝廷。酷吏張湯負責審案，顏異被定“腹誹罪”，該死。漢武帝表示同意。
腹誹罪雖是張湯首創，但這種“唯動機論”得從董仲舒說起。漢武帝大興酷吏政治，但又想要名聲，怎麼辦?那就借儒家聖賢的名義，粉飾屢興大獄的現實。於是，朝廷每次討論司法問題，他就派張湯去問董仲舒的意見。
董仲舒的回答被集結成冊，叫《春秋決獄》。其中有這樣一個案例，某人在打鬥中誤傷其父。按律，子女毆打父親要判死刑，但董仲舒認爲，如果子女沒有加害父親之心就不該治罪。然而，一到政治層面，儒家的溫情全然不見，取而代之的是誅心之論。
淮南王劉安的孫子向朝廷舉報劉安謀反，漢武帝派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去調查。劉安沒發過一兵一卒，也沒任何謀反的跡象，但呂步舒熟練掌握《春秋》“原心定罪”的技巧，於是劉安成爲心懷怨恨、結黨營私、陰謀叛逆之人，數萬人被牽連。
在中國歷史上，通過羅織隻言片語來還原心理動機，進而判罪殺人的事，實在不勝枚舉。胡惟庸案發10年後，朱元璋“忽然發現”開國第一功臣李善長也是此案的主謀，於是李善長被賜死，全家被斬首，株連三萬餘人。
可這些罪行在朱元璋的手詔和刑部案卷中都找不着，能找着的不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瑣事，就是明顯有問題的證詞。比如，朱元璋有次讓李善長往偏遠地區運茶葉，李善長跟胡惟庸抱怨：天下已定，自己沒用了。這些牢騷也被視爲謀反的動機。
李善長的一個家奴舉報，主人曾與胡惟庸密語良久，想必是“策劃謀反”。還有一個家奴舉報，主人曾召集官員，對他們說：“請你們到胡丞相家商量謀反的事。”李善長何等精明，怎會隨便跟下人說這種瘋話?朱元璋又不傻，居然“信”了。
明末，王陽明心學盛行，人人都說要反思本心、遷善改過，還發展出“互助會”：各自剖白內心，在他人的批判下改錯，或互寄日記以示改過的決心。可這竟成了給人安插罪名的機會。
年羹堯在賀表中將形容皇帝夙興夜寐的“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雍正說：年羹堯出身科甲，寫成這樣一定是故意的。會意的大臣一擁而上，爭相彈劾，年羹堯自裁。
文官陸生楠在發配充軍途中寫了幾篇《讀通鑑論》，被人舉報“借古諷今”。雍正撰文訓了他一通，還下令把他殺了，說他所用紙張尺寸小，字也小，可見不是什麼好人，科考多半是靠作弊。
如此一來，爲免遭橫禍，自我壓抑成爲清代社會氛圍的主流，連皇親國戚也不能倖免。弘曆爲皇子時好寫史論，但從來只寫漢唐宋三代，不敢碰元明和本朝史。直到乾隆中晚期，皇位穩固的他纔敢正大光明地研究明清史。宗室弘旿聽聞《紅樓夢》已久，但不敢看，因爲《紅樓夢》的後40回太過敏感。
見慣雍正、乾隆隨意批鬥臣下、官員隨意互相誅心的社會風氣後，學者戴震沉痛地說：“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 其誰憐之?”不過，皇帝殺人真的講理嗎?戴震也清楚，所以他說，尊者、長者無論如何都是對的，而卑者、幼者即便據理力爭也是徒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