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小編帶你追尋歷史上真實的司馬光，探索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歷史故事。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力行改革的宋神宗病逝，時隔十五年重返京師的司馬光進京奔喪，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重返朝堂，打響了對王安石變法的反擊戰。
這一年也是司馬光生命中的最後一年，67歲的他幾乎將王安石新法盡數廢改。
此後，他的名聲因廢除王安石變法而在忠奸之間“反覆橫跳”，而後人不知的是他也曾一度被宋神宗內定爲變法的主持者，結果陰差陽錯卻成了變法的“超級絆腳石”，這又是怎麼回事?
歷史的顏色並非只有黑白，對司馬光來說尤其如此
說到司馬光，其幼年砸缸的典故家喻戶曉，且史上確有其事，但他的人生絕非那一個典故告訴我們的所謂沉着冷靜所能概括。
很多人說司馬光不支持王安石變法，就像某些影視劇中說的那般因循守舊到迂腐奸邪的地步，可事實恰恰相反，他也是一個心懷天下的改革者，只是他眼中所見的大宋危機，與王安石有所不同。
20歲時他考中進士，入仕後是出了名的直臣，特別是在諫官期間早已看出大宋的財政困境，因而上了很多道札子，不斷跟宋仁宗提改革建議說：“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
這正是日後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的重要原因，而司馬光早已發現這個危機，甚至對於經濟改革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案：一是停止官家濫賜;二是由上而下提倡樸素之風;三是減少冗官冗兵，肅清貪官污吏，總結來說，事實上就是“節流”，節公家的流。
爲此，他寫了一系列奏章，比如反對宰執無故遷官、反對皇帝上元遊幸、反對宮中宴飲過多、反對增修宮觀……幾乎天天上書懟皇帝，完全就是個刺頭，不怕死、不怕穿小鞋的那種，甚至膽子大到什麼程度呢?敢聯合宰相韓琦對宋仁宗早作冊立儲君、考慮身後事而諫言，哪怕後來宋英宗繼位，要冊封舅舅爲宰相，也被他公開懟了一番，指責說外戚不得干政等等。
由此，瞧瞧他說的這些話、做的這些事，銳意進取、不懼皇權，比唐之諍臣魏徵也不遑多讓，哪裏像是個守舊的頑固派官員?
可是，就這麼一個敢說話、敢做事，對大宋財政危機與經濟改革還很有見解與辦法的司馬光，後來卻爲什麼沒有成爲宋神宗推行變法的第一人選呢?
爲何不用司馬光?這是個清高的嘴皮子文人
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的長子、20歲的趙頊即位，史稱宋神宗，就在他即位第三天，主管國家財政的三司使就給他上交了一份報告，中心思想是：“百年之積，惟存空簿。”
意思是國家沒錢了，扛不住了。而這也是司馬光早年就曾預言過的。
按理說，大宋商業之繁華在中國曆朝歷代數一數二，爲什麼國家反而會沒錢呢?原因我們在後文會講到，在這裏我們先講決定實行變法的宋神宗爲什麼不選司馬光來變法呢?
前文說司馬光有自己的一套經濟改革方案，事實上宋神宗想要變法，最早矚意的變法主持者也是司馬光，爲此，這位年輕的皇帝將司馬光拔擢到了御史中丞的高位上。
但是宋神宗同時看中了一個理財高手薛向，他認爲這個人能夠很好的協助司馬光處理好財政問題，結果幾乎就要被他內定爲變法負責人的司馬光卻說“薛向乃奸邪”，而他判斷理由是什麼呢?他的理由是：在傳統士大夫看來，善於理財的往往都是小人。
這下子宋神宗就不太高興了，你司馬光是既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變法爲的就是解決財政危機，到頭來難道選一個不會理財的人執行改革?我看你是在逗我!
緊接着很快，宋神宗又找到司馬光說：“朕旦有任命，朝野議論不止，恐非好事。”言下之意，若不強化中央權威，加強皇權，恐怕變法改革是絕對難以開始的。結果司馬光又來一句：“這是好事，堯舜尚且難以知人善任，陛下新登大位，若任用奸邪絕非社稷之福。”
宋神宗聽罷，當真是火冒三丈，大有一種“錯付真心給渣男”的心態，此後又是幾輪問策，司馬光每回都要懟，總之是用理財人士不行，加強皇權推進變法不行，與民爭利也不行，用誰誰不行。這一刻，司馬光不屑談錢的文人清高展露無遺，在他心中似乎有一種“任用奸邪之臣掌權比國家窮困潦倒還可怕”的認知，有一種“清官纔是好官、不談錢的讀書人才是君子”的認知，這也是他日後與老朋友“輕理論重實幹”的王安石越走越遠的緣故。
而對宋神宗來說，曾被他寄以厚望、賴以委任的司馬光就此被打上“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標籤，再也與變法無緣。
之後，宋神宗召見另一位主張改革的大臣王安石，問王安石說：“如果讓你執政進行改革，你會怎麼做?”王安石堅定地說：“變風俗，立法度。”就此，宋神宗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而司馬光這個清高文人被他毫不留情踢出了權力中樞。
王安石變法失敗，司馬光廢法成功，其實是雙輸
那麼，司馬光與王安石在這場變法中所持的態度、得到的結局爲什麼會這麼不同呢?我們總結來看，說白了，這是屁股決定了腦袋。
對宋神宗來說，改革變法的敵人是誰呢?從他與司馬光的幾次談話中我們知道，這個年輕的皇帝冷靜而睿智，他很清楚，變法改革的阻力恰恰就來自朝廷內部，這也是他任用王安石的緣故，因爲王安石提出解決財政危機的方法區別於司馬光提出的“節流”，而是“開源”。
所謂開源，是從社會各個階層全面推進的變法，爲了發展經濟，增加國庫收入，首先動的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那麼，既得利益者是誰呢?
上文提到，以大宋商業之繁華在中國曆朝歷代數一數二，爲什麼國家反而會沒錢呢?
其實說到底這和當時的賦稅有關，當時的賦稅收的是跟“田產、地產”有關的，商業稅什麼的統統沒有，再加上立國百年土地兼併嚴重，“國之蛀蟲”士大夫階層各個名下都有田有鋪，個個都不需要繳稅，這麼多因素加在一塊，所謂“藏富於民”，而一旦要動手徵收這些個“國之蛀蟲”的賦稅、商稅，變更財政法度，馬上就會跳出來一羣人指責國家“與民爭利”，這就是改革的內部阻力，所謂動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而這羣利益者大多都是士大夫階層。
這就是王安石變法第一個要搞的對象，而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功敗垂成，一方面是後來宋神宗受到一系列政治壓力，對變法的態度搖擺不定，並且英年早逝;另一方面是王安石不僅動了士大夫階層，還因變法推進過於急躁，操之過急，把商賈和平民百姓的利益也侵害了，不止沒有所謂的“不加賦而國用饒”，反而成了真正的“與民爭利”，富了國家，窮了百姓，導致了整個社會層面上的反對浪潮。
而在王安石變法因其去世失敗後，司馬光主持的廢新法呢?從表面上看，他成功廢除了王安石變法。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司馬光並非守舊頑固派，他本質上也是改革者，只是他的變法思想一直都是“節流”，所謂國民經濟是一個常量，“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國家要理財，得剋扣自己，不能取之於民，否則就是與民爭利，侵害百姓的利益，造成天怒人怨。
總結來說就是，守舊的“節流”思想改革者司馬光認爲王安石變法與民爭利，得廢除，趁着宋神宗、王安石先後去世，一頓王八拳下來成功廢除新法，結果卻造成“辛辛苦苦幾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王安石乾的白乾，司馬光嬴的也白嬴，對大宋百姓來說真真是瞎折騰了這麼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