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坤(1536—1618)，字叔簡，一字心吾、新吾，自號抱獨居士，寧陵人，萬曆二年(1574年)進士。
呂坤是明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也是剛正不阿、爲政清廉的官員，他與沈鯉、郭正域被譽爲明萬曆年間天下“三大賢”，萬曆十八年(1590年)，呂坤擔任山西按察使，工作之餘，呂坤採輯歷史上賢婦烈女的事蹟，著成了一本婦女讀物《閨範圖說》。
作爲一個思想家與官員，呂坤爲什麼要編這樣一本書呢?對呂坤來說，純粹是一種責任意識，明中葉以後，王陽明心學佔居主流，傳統理學受到挑戰，叛逆意識在全社會甦醒，封建倫理道德對婦女的束縛鬆弛，婦女們不再尊崇“三從四德”，“竟棄之禮法之外矣”，《金瓶梅》式的作品應運而生，類似“潘金蓮大鬧葡萄架”的情節往往令婦女們心馳神往，面對禮崩樂壞的局面，呂坤採決定編輯一本“正能量”的《閨範圖說》，以歷史上賢婦烈女的事蹟，來重塑現實社會中的婦女道德觀。
《閨範圖說》刊行後，社會流傳甚廣，宦官陳矩有次出宮，看到了這本《閨範圖說》，便買了一本帶入宮中，鄭貴妃看到《閨範圖說》後，非常感興趣，親自作了一篇序文，又命人增補了十二個婦女典型，其中以東漢明德皇后爲開篇，鄭貴妃自己的事蹟作爲終篇，然後讓自己的伯父鄭承恩及兄弟鄭國泰重新刊刻《閨範圖說》。
新版《閨範圖說》是鄭貴妃一手操作的，原作者呂坤根本就不知道是這件事，鄭貴妃爲什麼要花大氣力盜刊《閨範圖說》呢?當然是欲藉此擴大自己的影響，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同版本的《閨範圖說》，目的顯然是不同的。
鄭貴妃爲萬曆皇帝所獨寵，她急於擴大自己的影響，是既爲自己謀得皇后之位，也爲自己的兒子朱常洵爭得太子之位，這時的萬曆皇帝，已有長子朱常洛，但朱常洛與朱常洵都是庶出，而皇后又無子，按照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皇位繼承規則，朱常洛立爲太子的可能性目前比朱常洵大，如果皇后亡故或被廢，鄭貴妃就可能晉爲皇后，朱常洵就自然由庶出變爲嫡出，太子也就非朱常洵莫屬，鄭貴妃重刊增補後的《閨範圖說》，確實是件用心良苦的事。
鄭貴妃重刊的《閨範圖說》，“流佈漸廣”，呂坤根本不敢計較“版稅”的事，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憶擔任刑部侍郎的呂坤上了封《天下安危疏》(《憂危疏》)，奏請萬曆皇帝節省費用，停止橫徵暴斂，以安定天下。
從《閨範圖說》到《憂危疏》，時間過去了八年，說的也不是一件事，但吏科給事中戴士衡卻藉機說事，上疏彈劾呂坤，說他先寫了一本《閨範圖說》，偷偷送進宮裏，是企圖“結納宮闈”，逢迎鄭貴妃;現在又上《安危疏》，是“機深志險，包藏禍心”。
呂坤太冤了，書被人改頭換面，還被人誣陷一通，好在萬曆皇帝對鄭貴妃也有擡高的意思，對戴士衡的彈劾不以爲然，這事也就不了了之，此後，鄭貴妃借《閨範圖說》影響立儲之事也宣告破產——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在慈聖皇太后的干預下，皇長子朱常洛被立爲太子，朱常洵被封爲福王。
但到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一場意外事件再次讓呂坤與戴士衡進入風口浪尖，一個自稱“燕山朱東吉”的人，專門爲《閨範圖說》寫了一篇跋文《憂危竑議》，以傳單的形式在京師廣爲流傳，“朱東吉”意蘊朱家天子的東宮太子一定大吉，“憂危竑議”，顯然又與呂坤的《憂危疏》有關。
《憂危竑議》採用問答體形式，議論歷代嫡庶廢立事件，說《閨範圖說》首載漢明德馬皇后，馬後由貴人進中宮，呂坤此意其實是想討好鄭貴妃，而鄭貴妃重刊此書。
實質上是爲自己的兒子奪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筆，說呂坤疏言天下憂危，無事不言，惟獨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稱呂坤與外戚鄭承恩、戶部侍郎張養蒙，山西巡撫魏允貞等九人結黨，依附鄭貴妃。
《憂危竑議》即所謂的“妖書”，“妖書”一出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朝野之人均不明真相，紛紛譴責《閨範圖說》的原作者呂坤，呂坤受不了輿論的壓力，以生病爲由辭職回家了。
明神宗看到《憂危竑議》後極爲惱怒，但又不好大張旗鼓地追查，《憂危竑議》中鄭承恩被指名道姓。
他便懷疑《憂危竑議》是戴士衡和全椒知縣樊玉衡所寫，因爲在戴士衡上疏前，樊玉衡曾上疏請立皇長子爲皇太子，並指斥鄭貴妃，萬曆皇帝不想把事情鬧大，只下令將樊玉衡、戴士衡逮捕，最後謫戍廣東雷州和廉州。
因爲“妖書案”，戴士衡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死於廉州，呂坤因患病在家，沒有被問責，但他再也不敢重返仕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