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明朝建立後，北元政權一直存在。明初諸帝雖然多次北伐，但因蒙古實行行國體制，出征成效不大。而後隨着明朝國力的衰微，在對待蒙古的策略上，不得不由明初的征伐變爲消極守禦。並不斷在北部修築邊牆、墩堡，設置鎮所。大同便是其中之一。大同北面，四望平衍，寇至無可御。《明史・張文錦傳》曰：“寇犯宣府不能近鎮城者，以葛谷、白陽諸堡爲外蔽也。今城外即戰場，何以示重?”所以便有了修堡徙卒之舉，即“議於城北九十里外，增設五堡，日水口、宣寧、只河、柳溝、樺溝。”而在修堡的過程中，“參將賈鑑督役嚴，卒已怨。”
思想中國傳統文化重生敬死，邊卒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明朝國力衰微，蒙古騎兵強大的時候，與蒙古作戰無異於以卵擊石。《明史》中，記載蒙古某部入犯，明某將殉國，某地遭蒙古大掠的字眼隨處可見。邊卒身處邊疆，熟知邊情，所以，當張文錦“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的時候，“衆憚行，請募新丁”。
社會從史料記載來看，明代的社會風氣顯得有些浮躁。《明史・楊廷和傳》記載：嘉靖登基之初，楊廷和在與毛澄論及興獻王主祀稱號時，一句“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隨口而出，全不在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禮儀。而衆朝臣在聽到張璁、桂萼已到京時，“衆洶洶，欲撲殺之。萼懼，不敢出。璁閱數日始朝。”身爲大臣，本該行有規、言有度，但此時卻集衆打人，與市井無賴無二。大臣言行尚且如此，一般百姓可想而知。所以，在整個社會已經變得浮躁的情況下，一旦有風吹草動，利益受損之人必然會結成一體，乘時而動。蒙古的多次南下對明朝邊卒造成了心理上的壓力，使他們產生了懼戰怕死的陰影。出於對自身安危的關注，其行爲中的過激傾向自不待言。
經濟明代實行屯田制，但出於對土地財富的渴求，作爲屯田制基礎的耕地一開始就被近侍、外戚、朝臣等以各種名義侵佔。《明史・柴車傳》記載：宣德六年(公元年1432年)，山西巡按御史張勖言，“大同屯田多爲豪右佔據”。到正德時期，屯田制已被破壞殆盡。張文錦在任時就曾“劾奏陽和天成分守太監李睿，報納官草，累軍採運，侵佔莊田，役軍耕種，結逆黨黃福添等爲腹心，”請求“正其罪，別選老成安靜者代之。”隨着經濟狀況的下降，兵士的不滿情緒也隨之生長。在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官吏驅使假以辭色，自然更容易引起糾紛。
終明一世，其對蒙古的實際情況並不瞭解。所以在封貢、戰爭兩者之間猶豫不決。“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明朝在此時處於守勢，攻城不可實現，而且因蒙古實行行國體制，也無城可攻。但陳兵邊塞，耗費巨大。《明臣奏議・豫防邊患疏》載：“宣大二鎮共有官軍一十四萬，延寧二鎮又設有官軍七萬，歲費糧儲數百萬計。”在屯田制日趨沒落的形勢下，政府支出增加。同時，因很多民田被佔，政府收入減少，所以軍費支出比例變大，財政危機加劇。這一多、一少的矛盾得不到妥善解決，邊防思想和措施又沒有改變，矛盾便一直加劇。而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朝中央因循守舊、控馭無方。2、法紀廢弛，執法不嚴。《明臣奏議・豫防邊患疏》載：“各鎮守臣因循怠忽，不肯豫先料度邊情。”身爲邊臣，不能專職其責、經營邊事，其目無法紀可見一斑。而若非法紀廢弛，邊臣御下無方，士卒不可能會聚衆譁變，輕率地殺戮上司。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大同軍卒因“糧餉欠缺”而“欲爲亂”。而在事件發生後，只“戮其首禍者五人，以徇次調極邊哨守，餘悉諭令安堵鎮巡等官節制，欠嚴姑宥之”，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糧餉欠缺的問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熟讀《詩》《書》的朝臣無法採取措施保證糧草，或許有諸多因素制約，但終歸沒有盡到職責。從上述可見，無論京官還是邊臣，都沒有真正的恪盡職守。長此以往，變亂必然會發生。
朝廷以蔡天佑爲大同巡撫，桂勇爲總兵官，前往安撫。十一月，又遣軍鎮壓。郭鑑、柳忠等相繼被俘殺。鑑父郭疤子又串衆起事報復，生擒總兵官桂勇，持至次年二月失敗。十二年，大同鎮卒不堪軍官虐待，再次舉事，殺總兵官李瑾，並固守城門，屢挫官軍。後遭分化瓦解，首領黃鎮被害，指揮馬升、楊麟投降，兵變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