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寒堂詩話》是南宋張戒所著詩話著作。該書全本已亡佚,舊存僅1卷。清乾隆年間,《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據《永樂大典》輯出;復益以 《說郛》本所有各條,釐爲上下2卷。近人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所收西北書局所刊 《勵志齋叢書》本即據此本。
張戒,生卒年不詳。字定復,一字定夫。正平(今山西新絳縣) 人,宣和六年 (1124) 進士。紹興五年(1135) 以趙鼎薦授國子監丞,官終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論事切直,爲高宗所知,其言當以和爲表,以備爲裏,以戰爲不得已,頗中時勢。故淮西之戰,則力劾張浚、趙開,而秦檜欲屈己求和,則又力沮。卒與趙鼎並逐,蓋亦鯁亮之上也。”
今存《歲寒堂詩話》上下2卷,上卷以探討詩歌創作理論爲主,兼評歷代詩人詩作,全面闡述了作者論詩主張; 下卷集中評論杜甫詩作,推杜詩爲詩之極致。
張戒論詩,主張以言志爲本。他說:“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如果詠物而有興託,不是專意詠物,而能爲言志服務,仍然是好詩。其所反對的,是潘岳、陸機以後那些沒有言志內容,專意詠物,片面追求形式技巧,雕鐫刻鏤之工的作品,認爲這類作品完全失去了詩人的本旨。言志詠物兼而有之的乃是李白與杜甫。他說: “至於李、杜,尤不可輕議。歐陽公喜太白詩,乃稱其 ‘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之句,此等句雖奇逸,然在太白詩中,特其淺淺者……子美詩奄有古今,學者能識 《國風》《騷》人之旨,然後知子美用意處;識漢魏詩,然後知子美遣詞處。至於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在子美不足道耳。”
在主張以言志爲本的同時,作者又強調“思無邪”的重要意義。他說: “餘嘗觀古今詩人,然後知斯言(指孔子的 “思無邪”說) 良有以也。《詩序》有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行於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刪詩,取其思無邪者而已。”他認爲從建安到近世詩人,思無邪者只有陶淵明和杜甫,其餘皆不免落邪思。他認爲正邪不在於內容是否涉及“婦人”,像黃庭堅“雖不多說婦人,然其韻度矜持,冶容太甚,讀之足以蕩人心魄,此正所謂邪思也。”因此把黃庭堅與六朝顏、鮑、徐、庾,唐李義山,並稱之爲 “邪思之尤者”。
張戒極力標舉杜甫,矛頭主要是指向當時在詩壇上佔統治地位的蘇黃詩風。他認爲杜詩“雄姿傑出,千古獨步”,不但內容充實,而且形式優美,風格多樣,非他人所能及。其所以尊崇杜詩,更重要的還在於杜詩忠君憂國的思想內容。他說:“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堯舜之志,而世無知者,雖同學翁亦頗笑之,故 ‘浩歌彌激烈’,‘沈飲聊自遣’也。此與諸葛孔明抱膝長嘯無異,讀其詩,可以想其胸臆矣。嗟夫,子美豈詩人而已哉!”元稹認爲李白不如杜甫的地方是在“鋪陳始終,排比聲韻”一類的形式方面,張戒則認爲杜甫“獨得聖人刪詩之本旨,與《三百五篇》無異,此則太白所無也。”尊杜學杜,必須學習杜甫創作精神,若只注重其形式技巧,尋求經驗和規律爭奇制勝,就違背了杜甫創作方向。作者據此批評了蘇黃詩風:“魯直學子美,但得其格律耳”。“魯直專學子美,然子美詩讀之使人凜然興起,肅然生敬,《詩序》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也,豈可與魯直詩同年而語耶?”蘇黃“以議論作詩”,“專以補綴奇字”,不重視情意,而只求用事之博、押韻之工,違反了詩以言志爲本的宗旨。他說:“自漢魏以來,詩妙於子建,成於李杜,而壞於蘇黃”。“蘇、黃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唐人詩;唐人聲律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六朝詩;鐫刻之習氣淨盡,始可以論曹、劉、李、杜詩。”
在詩歌表現方法上,張戒主張涵蓄蘊藉的境界,反對淺露直白。抒發情志必須是“情意有餘,洶涌而後發”;但又要“情在詞外,狀溢目前”,以“不迫不露”爲貴。他不滿於元、白、張籍,是因爲他們“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盡則又淺露也”,他們“皆自陶、阮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於太煩,其意傷於太盡,遂成冗長卑陋爾。”太露則詩格就卑,那麼像蘇黃二人,一個發泄無餘,一個刻畫過甚,當然更是他所反對的了。
張戒《歲寒堂詩話》出現在蘇、黃詩風盛行之時,他的批評頗中要害,許多重要觀點對嚴羽詩論有直接啓發,足爲先聲。如其所謂“蘇、黃用事押韻欲之工,乃詩人中一害”,又說“子瞻以議論爲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即嚴羽《滄浪詩話》“以議論爲詩,以才學爲詩,以文字爲詩”之意;詩既壞於蘇、黃,於是又指出轉變與補救之途,以爲“其始也學之,其終也豈能過之”,“後有作者出,必欲與李、杜爭衡,當復從漢、魏詩中出爾”,此又爲嚴羽所謂“取法乎上”之意。但必須指出,張戒論詩,是以儒家正統思想爲指導,強調溫柔敦厚的詩教;他尊崇杜甫,但在具體評論中又多有迂腐之談,對蘇、黃的批評亦有過激之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