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紹是《三國演義》 中着墨不多但形象卻十分鮮明的一個人物。他是漢末士族地主和豪強軍閥的代表，是羣雄角逐中失敗者的典型。
東漢末年，封建皇朝內外交困，瀕臨危亡，閹宦專權於宮內，軍閥割據於四方，互相兼併，展開角逐，袁紹代表封建權貴和士族豪強活躍在這一紛亂的歷史舞臺上，暴露出極端腐朽的本質，任人唯親和濃厚的門第等級觀念，就是其突出的表現之一。他出身高貴，是所謂“四世之公，門多故吏，漢朝名相之裔”。與這相聯繫，他在識人用人的問題上存在着嚴重的保守性、落後性。本來，人才是羣雄紛爭中成敗得失的重要關鍵，可他卻沒有認識到不拘一格選用人才的重要性，仍以親疏遠近、門第高低的陳腐標準來待人、用人。當他剛剛當上十七鎮諸侯盟主，屢屢被董卓部將華雄打敗，關公要求出戰時，袁術大喝：“量一弓手，安敢亂言!”他還說：“使一弓手出戰，必被華雄所笑。”橫加阻攔。對身爲平原令的劉備則說： “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處處以門第等級取人，和曹操“得功者賞，何計貴賤”的唯纔是舉的用人態度適成鮮明對照，表現出他士族地主迂腐的階級偏見。另一方面，他卻任人唯親，糾合袁氏集團。當上諸侯盟主後，就命其弟袁術總督糧草。在磐河戰公孫，繼而取得北方四州地盤後，又分別任自己的長子袁潭爲青州刺史，二子袁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幷州刺史，形成了一個純屬血緣關係的政治網絡。他自以爲這樣的安排，堅如磐石，萬無一失，不料在與曹操的角逐中，很快就土崩瓦解，徹底失敗，充分顯露了以親屬關係爲支柱的士族統治集團的脆弱性。
袁紹作爲士族大官僚和割據羣雄之一，有着維護和擴大既得利益的本能及野心。他本爲十七鎮諸侯之一的渤海太守，是所謂“孤客窮軍”。當上諸侯盟主之日，也就是他野心開始膨脹之時。知道孫堅匿藏玉璽就想當面獲取，沒有成功後，又命荊州刺史劉表截奪，暴露了他覬覦皇位的用心。諸侯聯盟散夥後，他巧取冀州，吞併青、幽、並三州，佔領了北方大塊地盤，還企圖進一步擴充自己的勢力。他的野心是大的，但目光卻十分短淺，心胸也非常狹小。董卓在諸侯聯軍的沉重打擊下，被迫從洛陽遷都長安，狼狽西逃，曹操建議“乘勢追襲”，袁紹作爲盟主卻按兵不動，說什麼“諸兵疲睏，進恐無益”，因此貽誤戰機。後來與曹操相爭，當曹操東征徐州的劉備，後方許昌空虛時，他的謀臣田豐認爲這是一個大好的戰略時機，主張立即偷襲許昌，他自己也說：“吾亦知此最好”，可是他是如何對待這個絕好的建議的呢?只見他“形容憔悴，衣冠不整”，還自嘆：“我將死矣!”原來他最稱意的小兒子患了疥瘡，使他心中恍惚，憂愁不堪，以致說出：“吾有何心更論他事乎”的話，並決意不肯發兵。爲兒子生瘡的芥豆之微而失千載難逢的戰鬥良機，使得“大事去矣”，這突出的表明了袁紹的鼠目寸光和狹窄胸襟。曹操在“青梅煮酒論英雄”時，曾評袁紹說：“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可謂一針見血。袁紹目光的短淺，心胸的狹小，是導致他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猜忌多疑，好謀無斷，是袁紹另一重要的性格特徵。他遇事往往猶疑不決，決而不當，疑其所不該疑，信其所不當信，正如曹操所評：“事多懷疑不決”，郭嘉也說：“紹性遲而多疑。” 他處理起兵助劉備、攻曹操這一大事時，手下田豐等四個謀士各執一辭，爭論不休，他就“躊躇不決”。後來決定攻曹，可是又從八月守至十月，“心懷疑惑，不思進兵”。官渡決戰，截獲使者，搜得其所帶曹操給荀彧的催糧書信，明明是真的，他卻懷疑是曹操的誘敵之計，看到審配告發許攸的信函，明明是進讒，他卻深信不疑;被拘禁在軍中的謀士沮授提醒“烏巢屯糧之所，不可不提備”，顯然是正確的主張，他卻疑爲“妄言惑衆”;郭圖說張郃、高覽“素有降曹之意”，“故意不肯用力”，顯然是讒言，可是他卻信以爲真。在這一系列的真假是非之間，袁紹不對事情本身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分析，聽取多方面不同的意見，經過研究推理，作出正確的判斷，而是僅憑主觀臆想，隨意猜疑，因而造成一次次的信假爲真，疑真爲假，判斷接連失誤，顯得極其愚蠢。毛宗崗曾對袁紹的善疑和曹操的善疑作過比較：“袁紹善疑，曹操亦善疑。然曹操之疑，荀彧決之而不疑，所以勝也，袁紹之疑，沮授決之而愈疑，所以敗也。”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袁紹當斷不斷，疑忌成性的性格弱點。
在漢末羣雄中，有許多是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的，如劉備、曹操、孫權等都是如此。而袁紹則正相反，常常是拒諫信讒，固執己見。他雖然也是謀士如雲，可是非混淆，一意孤行，不能很好用之，結果忠言逆耳，聽讒惑亂，一再作出錯誤決策，造成失敗，這一點在官渡之戰中表現得尤爲明顯。在官渡之戰前夕，田豐在獄中就上書諫阻妄興大兵，可是他信了逢紀讒言，不聽勸告，起軍七十萬，枉自出徵，種下了後來大敗的根苗。開戰之前，沮授在分析了雙方力量對比後提出“彼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宜且緩守”的正確戰略思想，袁紹不但拒不採納，反而把沮授鎖禁軍中，然後主動出擊，導致整個戰略決策的原則性錯誤。戰爭進行中，先是審配提醒袁紹：“烏巢乃屯糧之處，必得重兵守之。”袁紹卻不予重視，只派性剛好酒的淳于瓊去把守。後來沮授又連夜求見袁紹，再次提出“烏巢屯糧之所，不可不提備”，他又沒有接受，反倒把沮授怒叱一場，構成後來烏巢軍糧被劫燒，雙方力量的對比開始發生變化。烏巢有失後，張郃提出速往救之，郭圖建議先擊曹操之寨，袁紹聽信郭圖的錯誤判斷，結果大敗;後又爲郭圖的讒言所惑，逼得張郃投降了曹操。袁紹就是如此屢拒忠諫，屢聽讒言，固執己見，一誤再誤，致使他的七十萬大軍被曹操的七萬人馬擊垮，造成了強兵敗於弱軍的結局，最後連他自己也一命嗚呼。
《三國演義》善於運用對比襯托手法來刻劃人物形象。毛宗崗說：“文有正襯反襯。寫魯肅老實，以襯孔明之乖巧，是反襯也。寫周瑜乖巧，以襯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襯也。”《三國演義》在塑造袁紹這一羣雄角逐中失敗者的典型形象時，主要採用反襯的手法，始終把他放在和曹操的對比襯托中去進行描寫。曹操的謀士郭嘉曾對袁紹和曹操作了全面的比較，發表過著名的十敗十勝之論，他對曹操說：“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惑亂，公侵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可以說，書中對袁紹的刻畫就是圍繞着這十敗十勝之論，在與曹操的反襯中展開的。曹操的舉賢任能，唯纔是舉;雄才大略，氣度恢弘;多謀善斷，果敢斬絕;禮賢下士，善於用人，更加襯托出袁紹的任人唯親，觀念陳腐;目光如豆，胸襟褊狹;好謀無斷，猜疑成性;拒諫信讒，固執己見。儘管袁紹只在全書的32回以前出場，涉及他的篇幅也並不多，但仍然寫得十分鮮明。人們從這個失敗的反面形象中，能夠吸取深刻的教訓，得到有益的啓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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