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掌握很多權力，在使用過程中難免帶有個人好惡，難免感情用事，所以權力悲劇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時有發生。然而在古代帝王中，像唐太宗這樣理性地運用最高國家權力是獨一無二的，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那他為什麼他會形成這樣的特點?
從個人角度講，唐太宗求治心切，因為他的奪權是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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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二十年修《晉書》的時候，有一些唐太宗的議論，讓人一看就知道是在談論貞觀之治和玄武門之變，唐太宗感慨，真是不懂人心為什麼會這樣?對一件壞事記得這麼牢，做了很多好事，總是記不住。唐太宗要改變歷史對自己的記錄，唯一的道路就是治理好天下為自己樹碑立傳。
周圍大臣納諫的作用。
唐太宗的大臣們都是從隋末過來的，對國家民眾都有相當深刻的認識，對國家向何處去，有深刻的思考。他們一心一意考慮國家事情，要把國家建設好。讀貞觀故事，讓人感慨的地方特別多，換一個時代，換一個主人，事情肯定不是如此處理。比如公主出嫁，因為是皇后所生，皇帝想讓女兒多帶嫁妝，換個時代沒什麼，誰能管這事?有什麼不對嗎?但魏徵就能出來阻攔，認為不符合禮法，影響會不好。皇帝能接受，皇后也能接受。唐太宗和他的大臣公私分明，即使私事也從國家角度考慮。如何維護皇帝形象，維護國家政府形象，他們都能認真對待，知錯就改。一個理性佔據上風的統治集團，創造了屬於他們的貞觀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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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強調法治，貞觀之治是典型人治時代。
如果人治能夠把現有人員充分調動起來，統治集團能夠理性地運用權力，他們也可以達到一個很高的治理水平。人治重要的是以德化民，以德治國。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統治者要率先垂範。納諫，接受大臣的批評，承認自己的失誤，這是唐太宗治理天下最為人稱道的地方。帝王自覺接受監督，意味著最高權力接受監督，接受批評，對於朝廷的決策無疑是大有益處的。
貞觀元年，很多地方上奏認為嶺南出現政治問題，唐太宗信以為真，決定發十萬大軍前往討伐。魏徵認為證據不足，派特使前往瞭解，發現完全是一場虛驚。唐太宗表揚魏徵，說一個特使勝我十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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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的教訓來看，歷朝歷代失敗的王朝，幾乎都是沒有處理好朝廷與百姓的關係，或者漠視百姓利益，最終葬身於人民暴動的怒火之中。對於唐初的朝廷來說，最驚心的教訓就是隋朝。隋朝國家強大，所以統一了長期分裂的中國，隋朝政府富有，以至於唐朝開國多年之後，關中地區還在食用隋朝的糧食。但是，隋朝卻很快滅亡了，就是因為國富民窮，兩極分化。隋朝的事實證明，僅僅國家富有反而蘊含著嚴重的政治危機。
貞觀之治告訴我們，權力的本質目的不是享受，而是貢獻。作為一種超社會的能量，權力如何為國家、社會服務，才是根本性的。而作為掌權人，如何接受理性的約束，接受社會的監督，從而使得權力的執行符合本來目的，這才是社會幸福的最大公約數。一千多年前的古代皇帝尚且能夠如此，後人沒有理由讓權力的建設功能減弱、社會破壞性增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