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是最早記載有關“秋冬行刑”的，在古代人們認為秋冬是肅殺蟄藏的季節。今天小編為大家帶來了一篇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秋決”其實早在西周時期便已經開始出現，並於西漢形成制度，後為歷代王朝所延續。那麼，古代為何要選擇秋後處決犯人呢?其實這與古人的思想觀念、勞作規律和死刑核准制度息息相關。
思想觀念：出於對上天的敬畏，維護君權神授的思想
古代“秋決”制度的出現，最早便是源於古人對上天的敬畏，因而人們認為人類的行為，包括政治活動都要順應天時。而自先秦以來，歷代統治者出於統治需要，則藉助百姓對上天的敬畏，來維護君權神授的思想，即天子是上天之子，是上天派來管理天下的，因而其行為自然也要遵循天時。
在古人看來，春夏乃是萬物生長的季節，代表了新生和成長;而秋冬則是草木凋零的季節，代表著肅殺。因此，古人便將處決犯人的時間放在了秋冬季節，《禮記·月令》中便有“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的記載，可見從西周時期開始，便已經有了秋天處決犯人的習俗。
到了西漢武帝時，董仲舒結合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又創造出了“天人感應”學說，進一步明確了“天賦皇權”這個概念。同時，董仲舒認為，“天有四時，王有四政，慶、賞、刑、罰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因此皇帝應當在春夏行賞、秋冬行刑，因為秋冬之時“天地始肅”，殺氣已至，便可“申嚴百刑”，以示所謂“順天行誅”。
而隨著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這種思想便也開始被廣泛接受，再加上新儒家思想中的“君權神授”概念有助於皇權統治，因而又被歷朝歷代所沿用。於是，秋冬行刑的制度，便在後世王朝得到了延續。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時朝廷便重申，“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除謀反大逆等“決不待時”者外，一般死刑犯須在秋天霜降以後、冬至以前執行。從此，“秋冬行刑”遂被載入律令而制度化。
也正是自此之後，“秋冬行刑”開始被載入律令而得以制度化，例如唐、宋律例便規定，從立春到秋分，除犯惡逆以上，即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十惡”重罪前四條)及部曲、奴婢殺主之外，其他罪均不得春決死刑。清代也規定，經朝審應處決的犯人，需在秋季處決。
勞作規律：秋冬季節相對清閒，利於發揮警示作用
秋冬行刑除了順應天時之外，與古代的農業生產規律同樣密不可分。我國自古便是農業大國，農業生產可以說是歷代王朝最為重要的經濟支柱，是直接影響王朝穩定的重大事項，因此古代很多制度都直接受制於農業生產規律。
先秦時期的農業生產，帶有典型的奴隸制色彩，在世卿世祿制下，各級貴族牢牢佔據著統治地位，他們即是土地的實際擁有者，同時也是負責管理百姓的官吏。即使如此，由於先秦時期的農業生產水平相對落後，這些貴族即使處於管理層，也時常要進行勞作，只有在農閒時才有空餘時間來處理政務。
在長江流域被開發以前，尤其是先秦時期，古人的活動範圍主要集中於黃河流域，而正如《荀子·王制》的記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當時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規律，主要便是春夏農忙、秋冬農閒。因此，那些貴族們，也只有在秋冬農閒時，才有時間去處理政務，審判、處決犯人。
此外，古代處決犯人不僅往往選擇公開處決，而且通常選擇在菜市口這類人流密集處行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為了讓百姓觀刑，從而充分起到警示作用。這有利於讓百姓對刑律產生敬畏，從而使得地方相對安定，同時也能彰顯出朝廷的威望。
於是，將行刑日期選定在秋冬農閒時期，自然更有利於讓百姓們觀刑，畢竟農忙時節大家都忙著農耕，就算想看熱鬧也沒有那個時間。而如果選在冬季的話，天氣又太過寒冷，百姓們又不大願意出門。
因此，將行刑日期定在秋季，是完全符合古代的農業生產規律的，這一點應當是“秋決”制度能夠延續至唐宋時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核准制度：古代受限於交通落後，死刑核准耗費時間較長
在兩漢和魏晉時期，地方官員除非遇到重大案件或者罪犯為兩千石以上高階官員，對於一般的案件是直接擁有最終處決權的，不必上報朝廷予以核准。而到了南北朝的北魏時期，朝廷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開始對死刑案件加強管理，規定所有死刑案件在執行之前，必須經過兩道手續，即“死刑複審”和“死刑復奏”。
所謂死刑複審，便是指對擬定判處死刑的案件，在審理完結之後要上報朝廷，由朝廷進行復審認定，並報請皇帝核准同意。《魏書·刑罰志》有載“死者，部案奏聞。以死者不可復生，懼監官不能平，獄成皆呈，帝親臨問，無異詞怨言，乃絕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到隋唐時期，死刑案件的終審權開始正式收歸朝廷，並被後世王朝所沿用，不同之處只在於複審的衙門不同。隋唐時期主要由大理寺負責稽核，再報刑部進行復審;兩宋則由提刑司複審。
明清時期，開始正式將死刑分為“立決”和“秋決”兩種，但都必須經過中央朝廷的複審，並提交皇帝核准。明朝時期，仍有大理寺和刑部負責複審，並在明英宗後增加了朝審制度，即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會同三品以上官員，在霜降後十日共同稽核京畿附近的死刑案件;清朝則在明朝的基礎上增加了秋審制度，即由各部長官在每年八月中旬對各省上報的死刑案件進行復審。
所謂死刑復奏，是指對已經判定的死刑案件，在行刑前奏請皇帝批准執行，這也被稱為“勾決”，而只有經過皇帝勾決的罪犯才可以執行死刑。《魏書·刑罰志》有載，“諸州國之大辟，皆光讞報，乃施行”。隋朝則規定，死刑執行之前，需要奏請皇帝核准三次，這被稱為“三複奏”。唐朝則在“三複奏”之外，規定對京師死刑案件進行“五復奏”，至於謀反等大罪則實行“一復奏”。
到宋朝時，曾短暫恢復“三複奏”規定，後為防止拖延行刑日期，又固定只對京師地區死刑案件實行“一復奏”，而各地死刑案件則不必復奏。明朝時期，則規定不論地方和京師，一律實行“三複奏”。清朝則從順治十年(1653年)起規定，凡是朝審案件一律實行“三複奏”，秋審案件則不必執行。而從雍正二年(1724年)開始，則又規定對秋審案件也實行“三複奏”，乾隆皇帝則因死刑復奏案件實在太多，於是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詔令對朝審案件實行三複奏，秋審案件一律改為“一復奏”。
如上，對於地方的死刑案件，在審理完成和執行死刑之前，均要經過朝廷和皇帝的稽核與批准，而由於古代交通較為落後，從地方案件呈送朝廷，再由朝廷稽核後發回地方，往往需要很長時間。而“秋決”制度無疑解決了這個難題，地方官員不僅有充足的時間準備，也便於朝廷集中進行處理。
綜上所述，“秋決”制度最早源於古人對上天的敬畏，又因符合古代農業生產規律，有利於皇權統治而得以延續，再加上後世的“死刑複審”和“死刑復奏”制度，使得秋決制度得以貫穿這個封建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