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宋朝王安石的文章,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王安石,北宋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在文學上,他具有突出的成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除文學之外,王安石變法也是我們所熟知的,他變法的目的旨在改變背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的局面。然而他的變法不僅遭到了來自各方的反對,後人對他的評價也褒貶不一。但同樣是變法失敗,明朝中期張居正的變法卻贏得了後世對他的追思與懷念。這是為什麼呢?
宋、明兩朝發展到中葉時, 都面臨着嚴重的財政危機, 因此, 王安石和張居正上台時, 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攤子, 扭轉財政危機是他們的共同任務。然而, 在制定改革方針, 應該孰先孰後時, 王安石和張居正採取了不同的步驟, 體現了他們在謀略上的差異。
王安石變法, 一開始就着手整頓財政, 而忽略了吏治改革。“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役、保馬、方田諸役, 相繼並興, 號為新法, 頒行天下”。這表明王安石為改革“積貧積弱”局面, 一開始就把改革重點放在整頓財政上, 以儉財為先。由於新法在推行過程中用人不當, 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為擾民、困民之舉, 遭到百姓反對, 且變法對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觸犯頗多, 故又遭到這部分勢力的反對。可見, 在吏治沒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沒有打破之前, 改革是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的。
和王安石相比, 張居正顯然要老練許多。在他看來, “治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 安民之要, 惟在於核吏治”, 否則, 吏風不正, 一切政令都會流於形式。“上澤雖布而不得下疏, 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 即是當時官僚作風的寫照。正德、嘉靖年間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 正是吏治腐敗所致, 張居正對此深有體會。因此, 雖然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 他卻沒有一上來就貿然整頓財政, 而是先行改革吏治, 於萬曆元年 (1573年) 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 大大提高了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 史稱“自是, 一切不敢飾非, 政體為肅”, “雖萬里外, 朝下而夕奉行。”由此, 張居正是在獲得了一個得心應手的政治工具後, 然後再運用這個經過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經濟、軍事諸方面的改革, 使新法一以貫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 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
在古代要革舊圖新, 同樣要獲得皇權的絕對支持。
熙寧元年 (1068年) , 王安石調入京師後, 主持變法。此時宋神宗對變法充滿了幻想, 因此在變法初期對安石給予了一定的支持, 使改革得以逐步展開。但是, 隨着反對派聲勢的高漲, 神宗對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 對變法也動搖起來。同時, 宋神宗威力牽制王安石,把司馬光、馮京、文彥博等反對派留在朝中, 以牽制和監視變法。
而明神宗即位時, 只是個十多歲的孩童, 還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 正是這一因素使張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權的支持, 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權。任首輔後, 張居正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與司禮太臨馮保的信任, 成為他們在朝廷的代言人, 而他又利用自己作為帝師的特殊身份, 向神宗灌輸改革思想, 這樣, 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張居正奉若神明, 對改革更唯居正是從。因此, 神宗這時只不過是皇權的符號, 張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權者, 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權這把尚方寶劍來清除障礙, 有力地推動了改革的進行。
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不能不依賴官僚機構和各級官吏。
王安石在變法時, 對反對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和排擠, 特別對對新法並無惡意的大臣, 以及居於變法與反變法之間的大臣,王安石不積極爭取反而是一律予以壓制, 把他們推向了反對派一方, 壯大了對立勢力, 給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後果。此外, 變法派內部也存在集團利益之爭。可見,王安石不僅不善於處理與中間派的關係, 即使同是變法派內部, 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時, 他們也會作殊死搏鬥, 暴露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短視, 這就難怪變法會以失敗而告終了。
而張居正善於處理與同僚關係。一些懷才不遇的官員把張居正看成了升遷的希望, 一部分反對派的舊屬也轉而支持居正, 因此大大加強了自己的威信和權力。不過在大權在握會有,張居正也對形勢判斷不清, 凡反對改革, 或上疏言事但有利於改革的士大夫, 他一概貶斥不用,給後期改革造成了不利影響。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了為什麼都是變法改革,宋朝的王安石不如明朝的張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