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古文運動先驅戴名世，死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南山集》書案。這是當時一起震動朝野的大案，康熙皇帝親自過問。歷時一年多，牽連三百餘人.最後有的被殺，有的被監禁，有的被流放。
一、死因二説
戴氏緣何被殺?歷來説法不一。但可歸結為二説:一為“反清”説，一為“枉死”説。持“反清”説者又有兩種不同的立場，一種立場認為“有罪”一種立場認為“有功”。戴氏的罪狀即“悖逆”或“大逆”。《清史稿·戴名世傳》雲:“都御史趙申喬奏勸《南山集》語悖逆，遂逮下獄。”“逆”者，反也，叛也。從清統治者的立場來看，戴氏作為清王朝的官員(翰林編修)，又反叛清王朝，當然罪該萬死。雖然沒有反叛的具體行動，但有‘悖逆”或“大逆”語，應屬政治思想犯。持“有功”立場者為今人。如許永璋先生説:“戴氏受時代與家庭的影響.自幼具強烈的反清意識~將滿腔激憤貫注筆端，欲潛心著述，以期從文化戰線喚醒民族，如其《畫網巾先生傳i鳥説》等，就深刻反映了清統治者對中原人民肆意戮殺的罪行以及清初人民對清廷種族征服政策的強烈反抗，並表現了自己對人民遭遇及反抗的同情和謳歌……”〔門，認為這是一起民族思想鬥爭的大案，戴氏不僅無罪，而且有功，以自己的熱血和頭顱譜寫一曲民族“正氣歌”.
持“枉死”説者，咸豐庚申(1860年)蕭穆在《戴優庵先生事略》中已露端倪:“蓋年少氣盛，擇言不精，輕論史事，實非熙朝臣子所宜出此，然至是已二十餘年已.”閣故蕭穆此説的言外之意即戴氏當時年少氣盛，説了幾句不該説的話而已，決無反叛事，而且事情已經過去二十年。此説己隱含“枉死”之憊。戴氏被殺，實乃康熙皇帝不明真相所致，是為“枉死”。今人王樹民先生認為“從這件事情的發生和發展來看，其本身自無民族思想鬥爭的性質可言.不過是統治階級內部一次爭執的擴大，並夾雜一些偶然的因素。”“世人只從結局方面看待此案，於是將戴名世列具有反清思想的人，那樣就看不到史實真相了."C3]外，正因為“反清”説和“枉死”説的不同，在考證《古史詩械》的真偽問題上存在分歧。持“反清”説者認其為真，如許永璋先生，見前引。持“枉死”説者.認其為假，如王樹民先生，認為是後之有反清思想的人假戴氏之名以傳其詩而已.CU“反清”説確實證據不足，今人又有拔高化傾向.有失歷史的態度。然“枉死”説只強調偶然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必然性的一面。本文擬就必然性方面作些新的探討。
二、戴氏死於“狂士”個性
戴氏不僅死於康熙皇帝的張冠李戴的偶然之中，同時也死於必然。
首先，清王朝的統治者，作為異民族剛剛開始對中原的統治.曾道到漢民族百折不撓的反抗，康熙時，雖政局穩定，但心有餘悸，小規模的反清鬥爭時有發生，故清政府對有關反清的思想言論尤為關注，並嚴加禁止，凡涉禁例，寧願錯殺一千，也絕不放掉一個。《南山集》一案正碰到康熙皇帝的這根敏感神經。趙申喬的參劫，雖無“大逆”悖逆”字樣，但已導向這根敏感神經，或許這正是趙的用心處未可知，(s]後來，九卿奏議已是有意識地、明確無誤地要撥動康熙皇帝的這根敏感神經。那麼戴氏之死已成必然。
其次，更深層的必然性則在於戴氏的“狂士”個性。戴氏自己在《徐治孫遺稿序》中曾回憶當丙寅、丁卯間在太學時“一時太學諸生皆號此數人(指徐治孫、方靈皋、劉言潔、戴名世等人—筆者注)為狂士。”趙申喬參幼奏文也稱戴為“狂妄不謹之臣”、“狂誕之徒”。“狂”正是戴氏獲罪的根源，正因其狂而遭朝中大臣、公卿的嫉恨，上下其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清史稿·戴名世傳》“諸公貴人畏其口，尤忌嫉之”一語可謂深中肯縈。從整個事件的發生發展來看，趙申喬一開始是以“狂妄”狂悖”之罪上奏章彈幼的，後來九卿複議，由“狂悖”一變為“悖逆”，雖一字之差，性質卻發生了根本變化。“大逆”之罪顯然是諸公責人羅織鍛鍊之語，那麼諸公貴人為什麼要羅織鍛鍊呢?答案只能是“忌嫉”。康熙皇帝一開始，也並不十分肯定“方學士”即方學詩，也曾質疑於廷臣“是非漏網之方學詩耶?"然“廷臣不能曉”一語頗耐人尋味，這是《南山集》書案的一大關鍵處。廷臣並非全是滿人，“方學士”“方學詩”不分。再説，方光深等人的叛逆是當時一件大事，“廷臣不能曉”也説不過去。那麼，“不能曉”也只能用嫉恨的陰暗心理來解釋。
戴氏之死的必然性還表現在他的矛盾性格。他既有歸隱山林，著書立説的願望，又有關心現實，積極用世的理想;既有不同流俗，高風抗節的一面，又有對高官厚祿不無渴望的一面。他對科舉制度以及科舉制度下選拔人才的抨擊不遺餘力，但他在五十七歲高齡時，還是參加了進士考試，在殿試中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成為統治集團中的一員。趙申喬參幼奏文雲“身膺異數，叼列巍科”正謂此。《南山集》刊佈十年後，趙方上奏章彈幼，正與戴氏高中“巍科”有關。今日之戴名世已非昨日之戴名世，昨日之戴名世的影響已經非同小可，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名滿天下，成為文壇上受重視的人物，甚至能左右清議。那麼高中“巍科”後，知名度、影響力都會更大，如果“狂士”個性依舊(恐怕改亦難)，不能不對“諸公貴人”構成嚴重威脅。’‘諸公貴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實在情理之中。
戴氏本人對自己的“困折”結局的必然性也不是沒有認識。他在《倪生詩序》中説:“苟有毫髮之不同世俗，則必受毫髮之困折.以至不同於世俗者愈甚，則困折亦愈多。”據《戴文系年》，此詩序系戴氏五十四歲時所寫，當是一生的經驗總結。戴氏多次提到自己的“憤時疾俗”的個性，《送蕭端木序》回憶年輕時在家鄉做諸生“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餘者，號於市曰:‘逐戴生者視餘!’羣兒從之紛如也。”後貢於京師，“鄉人之在京師者，多相戒毋道戴生名。"(與劉大山書》雲:“今年冬，有金陵門人慾鏡僕古文於板，僕古文多憤時疾俗之作，不敢示人，恐以言語獲罪……”精通《周易》的戴氏不為不知幾，然終不幸而言中，豈偶然哉!
上列戴氏死於必然種種，歸根結底還是“狂士”個性。不狂不會遭到王公大臣的嫉恨，王公大臣也就不會故意撥動皇帝的政治敏感神經，不狂也就不會使“諸公貴人加畏其口”而感到威脅。趙申喬也就不會在《南山集》刊佈十年後，還上書彈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