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蔡元培、蕭伯納》和《魯迅、蔡元培、蕭伯納、宋慶齡、史沫特萊、林語堂、伊羅生》這兩張歷史照片，是時任《上海晨報》攝影記者的毛鬆友拍攝的。
上世紀90年代，我兩次赴京採訪毛鬆友先生，專門問起過《魯迅、蔡元培、蕭伯納》這張照片的拍攝過程。毛鬆友對我說，1933年2月17日午後，蔡元培先生派汽車到《上海晨報》館，接他到孫(中山)宅拍照。那天早晨，蕭伯納到達上海，近百名記者都在捕捉蕭伯納的身影，被宋慶齡安排在青年會等候，因爲下午二時蕭伯納要到那裏講演，並會見記者。毛鬆友之所以有單獨進入孫宅的特殊待遇，是由於他的恩師蔡元培先生爲他提供了方便。
次日，《上海晨報》就刊出了《魯迅、蔡元培、蕭伯納》和《魯迅、蔡元培、蕭伯納、宋慶齡、史沫特萊、林語堂、伊羅生》這兩枚照片。
魯迅、蔡元培、蕭伯納“三人合影”
1983年10月號《攝影世界》刊載毛鬆友先生翻譯的加拿大攝影家尤索夫·卡施《爲喬治·蕭伯納攝影》一文。在“譯者的話”中，他回憶起半個世紀前自己爲蕭翁照相的經歷，寫道:“1933年2月，蕭伯納到了上海。當時我是《上海晨報》的記者，前往採訪。給他和魯迅、蔡元培等照了合影後，提出想爲他單獨照張相。他同意了，並未限制我時間，隨即給他照了一張半身像。我用的是反光新聞鏡箱，相機雖然老式笨重，但從請求、同意到拍完，不過十分鐘。當年蕭翁已76歲了，身軀修長，站在一起高我一頭。他微俯着，眯起眼，對我莞爾而笑說:‘你是一位高速攝影家。’我笑着說:‘先要感謝您允許我的請求。至於我們的工作，是以秒計算的，特點就是快。’他聽了也笑起來。握別後，我常常想起他那一把大鬍子，豐潤的臉龐，慈祥的微笑，溫雅而風趣的話語，帶着老年人的愛撫……而今已過去半個世紀了，但蕭翁的音容笑貌，卻永遠給我留下崇高、美好的印象。”
有一種說法，那天在宋慶齡家裏，史沫特萊女士拍“蕭、魯、蔡”的合影、楊杏佛先生拍那張七人合影。我想亦是事實，很正常，因爲史沫特萊也是記者、楊杏佛先生喜歡攝影。況且，舊時攝影比較隨意，不像現在那樣，所有在場的大人物都要進去，還要“排座次”的。然而，從辦報和編輯圖片新聞的角度來說，次日要見報的新聞照片，一般都是由本報記者提供的，因爲快捷，方便。記者拍好照片，報社有暗房，馬上可以洗印出來制鋅版。那時沒有數碼相機，可以網上傳遞。因而，非本報記者拍的照片，等到照相館洗印出來，再送到報社，要好幾天呢，新聞就變成了“舊聞”。我從事新聞工作大半輩子，瞭解報紙採用新聞圖片的規矩與程序。
2003年11月，湖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畫冊《毛鬆友攝影藝術作品集》中，收有黑白照片134大枚，跨度長達61年，其中兩枚就是《魯迅、蔡元培、蕭伯納》和《魯迅、蔡元培、蕭伯納、宋慶齡、史沫特萊、林語堂、伊羅生》。前者之說明文字:“世界著名作家蕭伯納，1933年2月17日環球旅行到上海，在孫(中山)宅午宴後，與蔡元培(右)、魯迅(左)合影，當天乘原輪離開上海。”後者之說明文字:“魯迅、蔡元培、蕭伯納、宋慶齡等七人合影。”
上世紀50年代以來，由於“政治”原因，“七人合影”配發在一些紀念魯迅或宋慶齡的文章中時，圖片上只出現魯迅、蔡元培、蕭伯納、宋慶齡、史沫特萊五人，林語堂和伊羅生被挖掉了，因爲林語堂是“反動文人”，伊羅生亦被定性爲“託派分子”。而且，不管“三人合影”或者“五人合影”，刊登時都未署作者姓名。
爭議：七人還是五人?林語堂等人爲何被塗掉?
毛鬆友先生(1911～2000)，浙江江山人，是我國著名的攝影家和攝影理論家。他1932年從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經濟系畢業後，即由蔡元培先生推薦入《上海晨報》當攝影記者。抗日戰爭期間，他放棄了在《上海晨報》待遇優厚的工作，參加“世界紅萬字會”小分隊奔赴前線救護傷員、疏散難民、收容和教養戰區難童，同時也拍攝了大量反映上述史料的新聞照片，揭露日寇侵華罪行，向全世界宣傳中國人民英勇抗日和所遭受的巨大犧牲。
新中國成立後，他在文化部、新華社、太原圖片社和輕工部任職期間，更是相機不離身。六十多年來，他拍攝了十萬多幅反映社會、歷史、戰爭、生活、風光等題材的照片，有很多已成爲我國珍貴的歷史文獻。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攝影記者們》、《被日寇轟炸的中國公學遺址》、《上海北站》、《毛澤東在北京參觀日本商品展覽會》、《周總理在十三陵工地上》、《彭真市長接見市民》等。
毛鬆友的攝影理論著作《新聞攝影概論》刊發於1934年4月出版的《黑白攝影》。1952年出版的《新聞攝影》，再版六次，是新中國建立時成長起來的那一代攝影家的啓蒙教材。他的攝影作品《三峽帆影》被印成郵票和明信片，《韶山》入選大型畫冊《中國》。
“七人合影”變爲“五人合影”，林語堂和伊羅生不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