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名作《跨越阿爾卑斯山聖伯納隘道的拿破崙》
“讓驢子和學者走在隊伍中間”
技術型知識分子，類似科塞在《理念人》中分析的科學知識分子。這裏主要指的是從事科學工作或專業技術工作的人，包括數學家、天文學家、考古學家，甚至是法學家。
有研究者稱拿破崙時代爲歷史上科學成就最爲豐饒的時代之一，拿破崙本人也是現代第一位接受科學教育的統治者。他深諳科學之於戰爭的用處。在布里安軍校讀書期間，拿破崙系統地學習了數學、物理、化學、地質和地理等學科。其中他最感興趣的是數學，是個不折不扣的幾何學發燒友。行軍作戰時，他也會興致勃勃地跟學者討論科學問題。“尊敬的院士們，”拿破崙說，“讓我給你們出一道題，不用直尺，僅用圓規，你們能四等分一個圓嗎?”這就是幾何學中的拿破崙定理。
作爲科學家，拿破崙更懂得科學的價值。他鼓勵新發明，推廣新技術。據說罐頭的發明就與拿破崙有關。當英國的報紙還在討論種牛痘會不會對人有害時，拿破崙就號召法國人接種。英國科學家戴維用電解法制取了金屬鉀和鈉，1808年，拿破崙在英法兩國交戰正酣的情況下，還給戴維頒發了獎章，以表彰他在電化學上的貢獻。
拿破崙會定時邀請科學家見面，聽他們報告研究的成果及進展。衆所周知，拿破崙遠征埃及時，帶了成百箱的書籍和研究設備及一個由175名專家組成的隨軍科學藝術工作團，包括21名數學家、3名天文學家、17名民用工程師、13名博物學家和礦業工程師、13名地理學家、3名火藥師等。拿破崙對他們的照顧無微不至。行軍中，拿破崙曾下達過一條著名的指令：“讓驢子和學者走在隊伍中間。”以確保科學家走在安全的地帶。這批科學家們帶回了大量珍貴的資料。如考古學家若瑪所寫的世界上第一本關於埃及考古的名著《埃及記述》，就是根據這次埃及之行所蒐集的資料完成的。此外，拿破崙帶回的刻有三種不同古老埃及文字的羅賽塔石碑，在20年後，被法國語言學家商博良成功破譯，從而提供了一把打開埃及文化之謎的鑰匙。
在擔任第一執政期間，拿破崙還讓著名法學家康巴塞雷斯出任第二執政。康巴塞雷斯以淵博的知識和深刻的思想對拿破崙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拿破崙至死都把他看作一位可信賴的朋友。在法律方面，拿破崙主持修訂和頒佈的《拿破崙法典》在世界法律史上的意義無需贅言。此外，拿破崙還將大量著名的經濟學家、科學家、法學家等充實到參政院中，使得這個擁有最高行政裁決權的機構能夠出現更多專業的聲音。
拿破崙對科學家們的尊敬也換來了科學家們的愛戴。著名數學家蒙熱與拿破崙是摯友。當拿破崙被放逐至厄爾巴島時，他十分難過。百日王朝時期，他公開表示歡迎皇帝的歸來。因此波旁王朝復辟後便將他逐出了科學院。以至於1818年蒙熱去世時，他在巴黎理工學院的學生們想去參加葬禮，都被當局禁止。學生們只好在下葬的第二天，組隊前往墓園，哀悼老師。
巴黎綜合理工學校現在是全法國最著名的精英學校之一，該校與拿破崙之間也有一段廣爲流傳的佳話。1794年，因嚴峻的國內外局勢造成的應用技術人員短缺，法國國民公會提議建立該校。1799年“霧月政變”後，拿破崙成爲第一執政官。同年12月16日通過法案，肯定該校的目的是“傳播數學、物理、化學等科學和製圖技術，特別是爲炮兵、工兵、路橋、造船、軍用和民用工程、開礦和地理等技術性的公立專科學校輸送學生”。從此，巴黎理工學校作爲基礎型大學校的功能被確立下來。
1804年12月，巴黎理工學校的學生奉命參加三軍檢閱隊。拿破崙走到這個隊列前，親手將一面錦旗授予排在隊列首位的1804年該校的第一名畢業生手中，旗上繡着“爲了祖國的科學和榮譽”的大字。隨後拿破崙命令該校隊列緊跟在禁衛軍之後而位於三軍之前通過檢閱臺。這一突如其來的莫大榮耀極大地鼓舞了該校的師生，“祖國”“科學”“榮譽”從此成爲巴黎綜合理工學校的校訓。
1814年1月，反法聯軍兵臨巴黎城下，巴黎綜合理工全體師生向拿破崙請戰。拿破崙拒絕了師生們的請戰，說：“我不願爲取金蛋殺掉我的老母雞!”後來這句話被鐫刻在巴黎綜合理工學校榮譽大廳的天花板上。拿破崙不希望這些精英們去上戰場，去當炮灰。法蘭西需要他們的頭腦甚於他們的生命。後來從該校走出了數百位的科學院院士、工程師、將軍和政治家。
拿破崙尊重科學，尊重科學家，給予技術型知識分子們以最大的重視和關懷。他恢復了路易十四對文化有貢獻人士重賞的措施。這些獎賞也多授予了科學家們。在拿破崙帝國時期，法國的科學和技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最麻煩的知識分子：作家和文人
在衆多知識分子中，拿破崙最不喜歡的大概是作家和文人。
但拿破崙和一些著名的文人也有過“蜜月期”。比如，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的真諦》因倡導基督教的迴歸，迎合了第一執政恢復人們的心靈秩序的需要。1802年，夏多布里昂首次與第一執政相見，不久拿破崙不顧夏多布里昂毫無外交經驗，堅持委任他爲駐羅馬大使館一等祕書。應該說直到1804年，夏多布里昂都真誠地追隨拿破崙，希望建立一個在政教協議基礎上的有大革命原則的國家。這也是許多文人和作家普遍的願望。
夏多布里昂與拿破崙的決裂是在當甘公爵被處決之後。對拿破崙來說，他要掃清帝制路上的一切障礙，就必須處死這位公爵。而對主張君主立憲，對波旁王朝有着難以割捨的溫情的夏多布里昂來說，“這條消息改變了我的生命，就像它改變了拿破崙的生命一樣。”夏多布里昂遞交了辭職信，放棄了做御用文人的機會，後來公開轉向支持波旁王朝復辟，成了拿破崙有力的反對者。
夏多布里昂曾說拿破崙是“一個善於發現人才的人;但是他希望他們的人才僅僅爲他服務，而且以儘量少提及這種才能爲條件。他嫉妒任何聲譽，並且視之爲對他的聲譽的篡奪：世界上應該只有拿破崙存在”。夏多布里昂說這句話時多少有些懷才不遇的意味。
拿破崙可能賞識這些知識分子的才華，也忌憚他們在各自陣營中的影響力。讓他糾結的是，這些人才不好掌控，不便爲我所用。較之於專注的科學家們，較之於生性自由，不那麼熱衷於政治的藝術家，19世紀初的文人和作家們更熱衷於政治的實踐。一方面他們從盧梭那裏繼承了感情和幻想以此來對抗僵硬的理性教條，但是卻反對1793年的革命。另一方面18世紀的自由原則對於他們來說又有着激動人心的力量。大革命通過暴力打開了權力的通道，這一切爲這些知識分子的政治實踐提供了種種可能。而一觸及政治層面，知識分子倡導的那些原則，在皇帝那裏卻遠遠比不上經驗和變通。當然，正如拿破崙自己所說，在刀劍與精神的較量中，刀劍總是會被精神戰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