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一個正直、勇敢的民族，弘善抑惡、見義勇爲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一方有難、八方援助的人道主義精神千百年來已在中華民族心靈深處紮下了根，我國古代社會許多見義勇爲的事蹟，歷經多年仍廣爲傳頌。
然而，也有一些人從利己主義立場出發，面對邪惡勢力及危害社會安全的現象，卻無動於衷。對於這種情況，歷代統治者從維護專制統治的立場出發，汲取了古代儒家學說中有關“義”的思想，制定了許多關於見義勇爲的法令法規，對見危不救、見義不爲的行爲給予惡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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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見義不爲的懲罰措施可上溯到秦朝。1975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的秦代法律竹簡。我國學者對其分類整理後，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簡》一書，在其中的《法律問答》裏，就記載了對見義不爲的懲罰措施:“賊入甲室，賊傷甲，甲號寇，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問當論不當?
審不存，不當論;典、老雖不存，當論。”該篇還記載:“有賊殺傷人衝術，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當貲二甲”。從這兩段秦簡的內容看，秦代對見危不救的處罰規定十分嚴格，凡鄰里遇盜請求救助而未救者，要依法論罪;凡有盜賊在大道上殺傷人，路旁之人在百步以內未出手援助，罰戰甲二件。
及至唐代，對見危不救、見義不爲的法律規定更爲詳細。《唐律疏議》中有許多這方面的法律條款。如該書卷28規定:“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隨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勢不得助者，勿論”。
此外，在唐律中還有對諸如發生火災、水災等重大險情時的救助規定，如《唐律疏議》卷27中有:“見火起，燒公私廨宇、舍宅、財物者，並須告見在鄰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減失火罪二等，合徒一年。”這些規定是儒家禮學與封建法律相結合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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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關於見危不救的法律條款與唐代相同，《宋刑統》卷28中有明確的記載。明清時期，也有類似的規定。如《大清律例》卷24中規定:“強盜行劫，鄰佑知而不協拿者，杖八十”。
總之，自秦以後，歷代封建統治者大都制定了對見義不爲予以嚴懲的法律條款。這是因爲，如果任這種風氣蔓延下去，勢必會造成邪氣上升，道德淪喪，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爲了鼓勵更多的人勇於同犯罪行爲作鬥爭，爲了能在社會上形成一種弘揚正義、懲治邪惡的社會風氣，許多朝代都制定了對見義勇爲給予獎勵的法規。
秦代是我國封建社會較早實施對見義勇爲者給予獎賞的朝代。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唐朝政府頒佈了捕獲罪犯給予獎勵的辦法。據仁井田升《唐令拾遺》“捕亡令第28”載:“諸糾捉盜賊者，所徵倍贓，皆賞糾捉之人。家貧無財可徵及依法不合徵倍贓者，並計得正贓，準五分與二分，賞糾捉人。若正贓費盡者，官出一分，以賞捉人。”這項法令開創了國家對捕獲罪犯、見義勇爲者給予物質獎勵的先河。宋、金時期，也都頒佈過類似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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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蒙古族建立起來的政權，在元代的法律文獻中，也多次提到政府給予捕獲盜賊者獎勵的規定。早在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就頒佈過獎賞令:“諸人告或捕獲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一名二十五貫。應捕人告或捕獲強盜賞鈔比諸人減半，犯人名下追徵，犯人財產不及，官司補支”(《元典章》卷51)。
此後元成宗、元仁宗等許多皇帝都下令推行這項措施，直至元朝滅亡。到了明朝時，除對捕獲盜賊者給予物質獎勵外，還試行了賞官制。在洪武元年(1368年)頒佈的《大明令》中規定:“凡常人捕獲強盜一名、竊賊二名，各賞銀二十兩。強盜五名以上，竊賊十名以上，各與一官”。
清朝沿襲前代的規定，據《大清律例》卷24記載:“如鄰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獲一名(盜賊)者，官賞銀二十兩，多者照數給賞。”對於在與罪犯搏鬥中受傷的見義勇爲者另行獎勵，如京城地區“將無主馬匹等物變價給賞”，京外各州、縣將審結的無主贓物變給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