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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明熹宗朱由校的立場上看1620年，這個15歲少年感覺頗爲無助。七月二十一日，祖父死;九月初一，年僅39歲的父親明光宗在乾清宮去世，在位時間才一個月。父親的去世是與一大堆瀉藥以及成分不明的“紅丸”聯繫在一起的，先是臥牀不起，司禮監秉筆兼掌御藥房太監進瀉藥，父親吃了，一晝夜腹瀉三四十次，然後是鴻臚寺丞進“紅丸”，兩天後父親就猝然離世了。朱由校如履薄冰地上臺，在父親屍骨未寒的時刻即皇帝位，成爲只有七年執政生涯的過渡皇帝。毫無疑問，1620年絕對是一個疑竇叢生卻又含義豐富的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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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接下來的時間，朱由校開始爲如何處理自己和母親的關係而糾結。按祖制，選侍李氏也就是朱由校的母親此時必須搬出乾清宮，以爲新皇帝朱由校騰位。但李選侍拒絕這樣做，她的身後，晃動着宦官魏忠賢的身影。在最高權力的取捨上，此二人似乎結成了戰略同盟，爲一個共同的目標而隱祕奮鬥。
九月初二，明光宗死後第二天，都給事中楊漣上疏反對李氏繼續居於乾清宮，同時這位聲名顯赫的官員還彈劾李選侍對朱由校無禮，聲稱不可將朱由校託付給她。御史左光斗也上疏表明了李選侍不能繼續待在乾清宮的理由：“內廷的乾清宮，如同外廷皇極殿，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居住於此，其餘嬪妃都不可於此居住……”
1620年由此變得劍拔弩張，權力的基點在乾清宮內外遊離，楊漣、左光斗等士大夫開始爲一種秩序的重新歸位，與李選侍還有魏忠賢進行着較量。三天之後，形勢明朗，李選侍移居噦鸞宮，朱由校搬進乾清宮，1620年的秩序得到了維護。但是沒有人知道，這只是開始，不是結束。因爲在接下來的時間裏，魏忠賢繼續發力，讓楊漣、左光斗等士大夫付出了沉重代價。當然，這是後話。
1620年，巡按直隸御史易應昌上疏發表“盛世危言”，說今日國事最危險的有以下三件：第一，天下之兵未可恃。徵兵徵不上來，應徵的卻又逃走;調兵調不到位，勉強到位卻又逃走，只因“兵餉甚缺”。第二，天下之食未足恃。帝國之大，沒一年不發生旱澇，沒一地不發生旱澇。第三，天下民心不可恃。各地士兵逃亡、譁變事件接連不斷;饑民蜂起，起義此起彼伏……易應昌感嘆，帝國國勢，真真堪憂了。
在接下來的七年時間裏，帝國且戰且退，天啓年代沒有亮起啓明星—
天啓元年(1621年)，後金攻克瀋陽和遼陽，明經略袁應泰自殺身亡;
天啓二年，廣寧失守，與此同時，河套蒙古入侵延安、黃花峪等處，深入帝國境內600裏地，殺擄數萬人;
天啓三年，黃河決口，睢陽、徐州、邳州一帶方圓150裏以內悉成平地;同年七月三日，工科給事警告：兵餉問題不解決，帝國將有傾覆之憂;
……
天啓七年五月十一日，後金兵圍錦州;二十八日，分兵再攻寧遠城。朱由校在歷史的大困局中首鼠兩端，茫茫然不知所措。這一年，距離明帝國的覆滅還有17年時間，但這17年不屬於朱由校，而是屬於他的兄弟朱由檢—崇禎皇帝，因爲三個月後，23歲的朱由校與世長辭了。
朱由校死於青春，而他身後的帝國則在黃昏中行將就木。
臉譜
現在，我們重新回過頭來看看朱由校的那張臉。他坐在龍椅之上，看上去如此年輕，只是屁股決定腦袋，什麼樣的位置決定了什麼樣的人際關係—這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和魏忠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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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七年(1589年)，當河間府肅寧縣的一個市井無賴李進忠被選入宮中，成爲一個打雜的小夥計時，他不知道，在此後的歲月裏，自己竟然有能力深刻地影響帝國政局。朱由校成爲他的鐵桿玩伴。這個後來更名爲魏忠賢的人引導皇帝極盡聲色犬馬之好，他自己卻包攬政事，成爲帝國的一個符號人物。他們二人的關係，那是糾結而纏綿啊。
朱由校剛即位，便賜魏忠賢世蔭的榮耀，蔭封他的兄弟魏釗爲錦衣衛千戶，這是魏忠賢發達的開始。不過很多人看不透這一點，比如御史周宗建。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周宗建上疏彈劾魏忠賢結黨營私，準備將其一網打盡，沒想到朱由校站在魏忠賢一邊，詔奪周宗建俸祿三個月，以示懲戒。
看不透魏忠賢分量的人除了周宗建還有楊漣。天啓四年六月初一，左副都御史楊漣向皇帝揭發魏忠賢的二十四大罪，稱“大小臣工，皆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乞正法以快神人之憤”。朱由校嚴厲批評楊漣的“虛妄”之語，以之爲對魏忠賢的慰藉和支持。楊漣受批評後，帝國官場掀起了一陣反魏風，有70多名高級官員上疏彈劾魏忠賢不法。但是很遺憾，這些上疏彈劾的人統統受到朱由校的嚴詞切責。魏忠賢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是沉甸甸的。
天啓六年，魏忠賢在帝國的威望到達頂點。這一年，他的生祠遍天下。這一發端於浙江杭州的興建魏忠賢生祠運動得到了皇帝的極大支持。朱由校賜名西湖的魏忠賢生祠爲“普德”，還令杭州衛百戶守祠。由此，花費數萬到數十萬的魏忠賢生祠在全國各地出現。都城內外，祠宇一時相望。監生陸萬齡甚至提議在國子監建造魏忠賢生祠，給出的理由是：“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與先聖並尊。”這是把魏忠賢擡到孔子的地位上了。甚至連袁崇煥也爲魏忠賢建生祠，成爲帝國信仰迷失的新鮮註腳。由此可見，朱由校對魏忠賢的關愛到了何種程度。
我們再來看看魏忠賢的職位。他是司禮太監和提督東廠太監，但很顯然朱由校認爲還不夠，不僅進其上公，加恩三等，還賜魏忠賢“顧命元臣”的印鑑，準其享有九千歲的稱呼，並默許百官對魏忠賢的雕像行五拜三稽首之禮。這是朱由校在禮儀層面上的突破，在帝國的秩序體系中，此前從未有過這樣的突破。甚至朱由校還放棄他的最高權力，在忙於木匠活的時候讓魏忠賢自由裁量政務。由此，在萬曆年間神宗的怠政中，天啓年間熹宗又加了亂政的方子。楊漣等重臣紛紛去職，東林黨人慘遭殺戮—朝局正邪全面失衡，帝國的崩潰呈現了不可遏止的姿態。這其中，朱由校未能處理好他與魏忠賢的關係是重要原因。
甚至在去世之前，朱由校還交代繼任者崇禎皇帝要善待魏忠賢。雖然崇禎殺伐決斷，未讓魏忠賢繼續苟活人間，但一切爲時已晚，魏忠賢遺留下的所有破壞性效應在帝國最後17年一覽無遺並得以總爆發。究其原因，實在是天啓年間朱由校犯下的錯。朱由校漠視權力與秩序的後果，在他與魏忠賢的關係上清晰而全面地顯現出來，這是他呈現給世人的第一張臉譜。
朱由校留給世人的第二張臉則是溫情或者說仁慈。天啓二年五月，他爲張居正平反。他贊同戶部左侍郎等人爲張居正所列的20項功績，認爲張居正在治理帝國方面的確“功不可泯”，所以爲其平反昭雪，並給予祭葬—這是朱由校對祖父萬曆皇帝的一次反動，也是對歷史真相的一次探究與致敬。他的腳步不止於此，而是走得更遠，走到了建文時代。同年六月初二，皇帝下旨，稱“方孝孺忠節持著，既有遺胤，準與練子寧一體恤錄”。此前方孝孺的十世孫來京爲延續一線血脈“伏闕上書”，朱由校一切從實際出發，撫卹方孝孺遺嗣，爲歷史留下一個溫情的註腳，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漠視權力與秩序的獨特個性。在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上，朱由校這樣的個性則爲其帶來生前身後的美譽—皇帝的形象開始變得豐滿起來。
朱由校留給世人的第三張臉是寂寞。他是著名的“木匠皇帝”，在斧頭與木頭之間，竭盡所能地尋找自己的精神寄託。這實際上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他漠視權力與秩序的個性。從正德到萬曆再到天啓，遊歷皇帝、練丹皇帝、木匠皇帝的身份轉變似乎說明了帝國最後幾個皇帝都是蠻有個性的，但最寂寞的主兒無疑是天啓。國事不可爲，不是他不願意爲，而是歷史的因果關係重重疊疊，留給他操作或者說突圍的空間幾乎等於零了。後金在遼東攻勢凌厲，帝國爲軍餉問題飲鴆止渴，種種作爲可以說是自掘墳墓。王恭廠的大爆炸像極了王朝唱晚時的警鐘，龍椅在大爆炸中倒塌，作爲皇帝的他急逃到交泰殿躲避。這份狼狽，不是末世的徵兆是什麼?或許這一切，朱由校早已經心知肚明，所以讓爭權的人去爭權，讓魏忠賢和楊漣們在困局中去有所作爲吧，他是知其不可爲而不爲之，或者說是在另一個領域有所作爲，比如干木匠活。這份聰明似乎是皇帝難得糊塗的真切寫照，卻無人懂他。若干年後，當他的弟弟崇禎皇帝在最後的歷史困局中明知不可爲而爲之，最終徒呼奈何時，或許朱由校那張寂寞的臉才被反襯得格外清晰，令人印象深刻吧。
朱由校留給世人的第四張臉是天真。這位年輕的皇帝相信風水學，相信一切都是因果輪迴，而人定可以勝天。天啓二年，皇帝幹了一件事，把位於北京西南大房山系九龍山附近的努爾哈赤的祖墳給挖了，金國帝王陵寑毀於一旦。朱由校這麼做目的只有一個，泄其“王氣”，斷其龍脈，阻止後金上位。天真的皇帝在堪輿師引導下，將革命進行到底，不僅挖了努爾哈赤祖墳，還將其太祖完顏阿骨打的睿陵也給破壞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皋塔”。“皋塔”是紀念南宋抗金名將牛皋的，它之所以建在睿陵原址，是取“氣死金兀朮，笑死牛皋”之意。皇帝天真到了迷信的程度，迷信到了意淫的程度，也算是千古奇觀了。
朱由校留給世人的這幾張臉展示了他不同的性格層面，也展示了他對這個世道的態度與應對能力。很顯然，這不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因爲帝國已漏洞多多，補釘打不勝打。要不是天啓六年袁崇煥在寧遠之戰中阻擊了努爾哈赤的13萬精兵，朱由校很可能守不住原本就非固若金湯的山海關—那是帝國最具象徵性的籬笆了。朱由校實在很幸運，未將最後的決戰留給自己，而是留給了他的繼任者。
倒下
帝國的崩潰說到底是人事的崩潰、人才的崩潰。天啓年代和萬曆年代一樣，配角比主角更有戲，楊漣們的倒下也比皇帝的倒下更加動人心魄。那纔是一場悲劇，真正的悲劇。當士大夫精神的缺失成爲時代的主旋律時，說實話，皇帝的作用便顯得可有可無了—他退化成一個符號，風乾在末世王朝的晚風中，於事無補也於世無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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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漣是一個標籤，昭示着帝國的世道人心。這個萬曆三十五年的進士是東林黨的後起之秀，以追隨顧憲成的風骨而自勵。這或許可以解釋他爲什麼會在天啓四年六月上疏彈劾魏忠賢的二十四大罪。當然，四個月後，楊漣付出了代價—他被開除公職，並在第二年三月下獄，遭受嚴刑拷打。錦衣衛動用了很多酷刑，他死時“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情狀慘不忍睹。
河北人趙南星在民間有很高的聲望，魏忠賢最初也不想與他爲敵，而是試圖拉攏利用他。魏忠賢派自己的外甥去拜見趙南星，趙南星卻拒而不見。趙南星以整齊天下爲己任，曾告誡魏忠賢說：“主上衝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爲善。”由此遭到魏忠賢的打擊報復。天啓四年，趙南星被髮配代州，三年後死於流放地。繼楊漣之後，又一帝國的風骨轟然倒下。
桐城人左光斗，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天啓四年拜左僉都御史，因與楊漣共同彈劾魏忠賢，又和高攀龍一起揭發御史崔呈秀貪污之事而被削籍，天啓四年十月下獄，五年八月在獄中去世。左光斗生前與楊漣兩人爲朝局着力深巨，朝野並稱其“楊左”。
事實上，東林黨人在天啓年間的集體凋零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它是正邪之爭的必然結果。皇帝既然是非典型皇帝，以避世不爭爲人生趣味，朝局自然邪氣盛行，正氣難存。魏忠賢的追隨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之說。“五虎”爲文職，包括工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崔呈秀等五人;“五彪”爲武職，包括左都督田爾耕等五人;而“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也是各有其人。他們反映了一個王朝的阿附氣味和彷徨品質。天啓五年十二月，御史盧承欽爲了取悅魏忠賢，仿《點將錄》造東林黨人關係圖，由此一輪新的打擊呼之欲出。
這樣的打擊不僅僅體現在器物層面，也體現在精神層面上。書院被毀，東林黨人被先後削籍—帝國在精神層面上集體走向沉淪，終致萬劫不復。
天啓六年正月，書生袁崇煥在寧遠之戰中發炮擊傷努爾哈赤，此舉意外地改變了帝國垂直向下的走向，病入膏肓的帝國這才獲得一次場外休息的殘喘機會。緊接着是第二年夏天，皇帝在西苑乘船遊玩時意外落水，雖然沒有馬上斃命，但彷彿是在證明帝國底氣虛弱得可以，隨時可能自己打敗自己，死亡只是時間問題罷了。而朱由校也果然不爭氣，竟挺不過天啓七年的夏天。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辭世。死前，他對三個人做出評價：弟弟朱由檢爲“堯舜”，暗示其可以繼位;評價太監王體乾“勤練”;評價魏忠賢“忠誠”。這樣的評價，可謂出人意料。而《明史》在若干年後則對當事人朱由校做出評價，稱他“在位七年，婦寺竊權，濫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欲不亡，何可得哉”!
如此，在相互評價當中，歷史不動聲色地完成了它的演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