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發展到《金瓶梅》成書的那個歷史時期，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流通性加大，有了越來越多的社會縫隙，可以容納許許多多以前難以存活的“社會填充物”，形成了禮崩樂壞的局面，以往約束婚姻、家庭、人際關係的觀念與規則，都被侵蝕、解構，從皇帝、權貴到富人乃至平民，都看重“房中術”，對於性享受，越來越放縱，皇帝公開徵集春藥，妓院娼寮遍佈各地，暗門子更不計其數。
還衍生了幫嫖的地痞流氓，以及種種難以確定身份的閒雜人物，帶色表演，帶色小說，《花營錦陣》那種yín穢圖畫，西門慶所帶的yín器包裏的那些東西，都非常流行。《金瓶梅》後十回裏寫到屬於清河範疇的臨清，“是個熱鬧繁華大碼頭去處，商賈往來之所，車輛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可見對傳統農耕社會的解構，已經達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
這是《金瓶梅》故事的大背景，當然也是潘金蓮進入西門慶大宅院的具體人文環境。這究竟是社會的整體墮落，還是歷史發展中具有某些進步意義的雜駁景觀?是否可以從混濁的泥沙中，淘澄出閃光的金屑?
我認爲，明朝發展到那個階段，性意識的覺醒和弘揚，以及性行爲在社會生活中的脫敏、去恥，是一種帶有污點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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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話本前面，有欣欣子序，裏面說：“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寓於時俗，益有謂也。……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匿、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迴之事，如在目前始終，如脈絡貫通，如萬系迎風而不亂也，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其中未免語涉俚俗，氣含脂粉，餘則曰不然，《關雎》之作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於淫者;哀與怨，人之所惡也，鮮有不至於傷者……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歡離合，莫怪其然也。”
此序在崇禎本和張竹坡評點本中均被刪去。這肯定是崇禎本整理者和張竹坡都不認同欣欣子的觀點。特別是欣欣子那“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於yín者”的明快宣示，這種對普遍存在於人性深處的惡的揭示，到了今天，恐怕也還是會令許多人搖頭。與《金瓶梅》作者笑笑生和寫序的欣欣子同時代的李贄(1527—1602)，是一位值得特別重視的思想家，他的觀點，與欣欣子相通，李贄承認個人私慾，“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天盡世道以交”，認爲人與人之間的交換關係、商品交易合乎天理。
“士貴爲己，務自適。如不自適而適人之道，雖伯夷叔齊同爲淫僻。不知爲己，惟務爲人，雖堯舜同爲塵垢豼糠。”針對正統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慾”的命題，他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主張。李贄提出“童心說”，主張創作要“絕假還真”。李贄和欣欣子承認人的七情六慾具有合理性。人應該本着自然天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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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潘金蓮，她知道自己美麗，她希望能自主支配自己美麗的身體，她有旺盛的性慾，對與吸引她的異性交歡樂此不疲。原來她被迫讓張大戶、武大郎那樣根本不與她匹配的男子佔有她的身體，她追求了雄性感十足的武松卻遭到冷拒，但是她終於被十分中意的胖壯男子西門慶娶進門，他們之間的雙向性享受是其樂無窮的。潘金蓮是自覺釋放縱慾這一自然天性的女子。按李贄和欣欣子的理論，她應該算是一派“童心”的“真人”。
《金瓶梅》裏寫了很多次潘金蓮與西門慶的交歡。第二十七回，潘金蓮醉鬧葡萄架，是全書大尺度描寫最酣暢淋漓的文字，西門慶對潘金蓮的玩弄有SM(sadomasochism，即虐戀)的成分，使用了幾種yín器。在中國大陸發行的各種版本的《金瓶梅》書裏，除1989年齊魯書社印行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會校本外，其他都有刪節，最多的刪去1300多字。
吉林大學教授、金學家王汝梅認爲：“第二十七回是人類xing愛小說的上乘篇章，是性愛小說的經典回目。此回着力寫潘金蓮的xing行爲性心理……表現了蘭陵笑笑生通過性愛，塑造人物，探索人性奧祕的非凡藝術才華。”(見《王汝梅解讀〈金瓶梅〉》，時代文藝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此說可供參考。
我注意到王汝梅先生使用了“人類xing愛小說”這一概念，他的意思，這不但不是一個需要貶抑的概念，而且是一個需要肯定的正面概念。我個人認爲，“xing愛小說”起碼應該被視爲一箇中性的概念。雖然我們這邊對於《金瓶梅》的出版發行仍有所限制，但是我注意到，對於西方的一些性愛小說，比如勞倫斯(1885—1930)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納博科夫(1899—1977)的《洛麗塔》，在翻譯出版發行評論推介上已經都很開放，“小蘿莉”已經成爲年青一代中非常流行的用語，是“小可愛”的代稱。
潘金蓮被西門慶娶進門做了五房，滿足了她與最佳性伴侶縱慾的需求。但是，西門慶並不是只跟她交歡。西門慶不僅可以隨便在妻妾中挑選交歡的對象，還會和僕婦丫頭奶媽夥計老婆等衆多的女性發生關係，甚至還有男寵供他玩弄，更經常跟妓女泡在一起。
因此，潘金蓮要想獨享西門慶的情慾，那是萬不可能的。但是潘金蓮被作者寫成一個情慾超常旺盛的女子，本來，脫離了被張大戶欺辱，被武大郎噁心佔有的處境，她應該沒有性苦悶了，沒想到被西門慶娶進門不久，跟她熱絡幾天之後，竟然一頭扎進了麗春院，被一羣幫嫖的人圍隨，“樂不思蜀”，多日不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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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月娘等其他妻妾對此雖然不滿，也只能是無可奈何，潘金蓮卻絕對不能忍受寂寞，她在大苦悶中，給西門慶遞去情書，西門慶仍在妓院不歸，她便飢不擇食，把三房孟玉樓帶過來在花園看門的小廝琴童兒，拿來泄慾。這說明潘金蓮並不是一個追求愛情的女子，她的生命存在，就是性慾存在。對比於那個社會中被封建禮教禁錮壓抑的許多女性，她自己解放自己，蔑“天理”，縱人慾，以行動呼應着李贄那樣的思想家對禮教的解構，有其勇敢的一面。
但是，我認爲，對她作評價，“個性解放”是並不恰當的，要去掉“個”字，說她是“性解放”的先鋒，恐怕更適宜一些。我想起了魯迅先生寫的《祝福》《我之節烈觀》，離開《金瓶梅》所描寫的明代生活已經很久遠，到了20世紀了，像祥林嫂那樣的婦女，仍然沒有對自己身體的自覺意識和自主支配意願，而佈滿中國各個地方的節烈牌坊，扼殺過多少年輕寡婦的正當性欲，“碧海青天夜夜心”，多少女性在禮教約束的煎熬中失卻了做愛的享受，那本是生而爲人的天賦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