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由於蜀漢未置史官，因而沒有留下任何官方的文書檔案。陳壽撰寫《三國志》時，對魏、吳的資料頗感順手，分別撰寫了30卷和20卷;對蜀，則因資料欠缺而只撰寫了15卷。簡潔的文字記載後來雖經裴松之作了大量的註釋，仍常有語焉不詳的感覺。一本記錄三國曆史的史書，有此缺憾，不知道陳壽當時的心情是啥樣?
諸葛亮作爲蜀漢第一任丞相，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不可能不知道史官的重要性，也不會出現如此明顯的疏漏。那麼，蜀國不設史官的原因只有一個——諸葛亮有意爲之。可是，諸葛亮爲什麼要這麼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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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之所以沒有設史官，其中主要原因也許是害怕史官記錄他的不好言行，阻礙他行權做事。以諸葛亮的“達於爲政”和其思維之周密，以及“杖二十以上親決”的精細作風，應該是不會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
劉備死後，諸葛亮爲託孤大臣，權傾朝野，全國上下唯他馬首是瞻。朝中一切事務“鹹決於亮”。高度集權會使他容易把個人意志凌駕於國家和人民利益之上。隨時隨地都會有過激行爲發生，比如他如何排擠李嚴;如何頤指氣使對待劉禪;如何對待倉促發動北伐等等一些不爲人知的內幕。
例如馬謖失街亭一事，諸葛亮“違衆拔謖”，派遣只會紙上談兵的馬謖擔當前鋒，結果慘遭失敗，諸葛亮爲保護自己地位，揮淚斬了馬謖，然而馬謖當時並沒有像外間廣爲流傳的那樣去諸葛亮那裏請罪，而是在軍敗之後選擇了畏罪潛逃一途，後被緝捕歸案。
在諸葛亮判其死刑後，還沒來得及執行，就於獄中病故。馬謖潛逃案還導致了與馬謖關係很好的荊楚集團的另一骨幹向朗，因知情不報而被革職。不難設想，蜀國當時要有史官的話，對於裏面所發生的內情定會有詳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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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不置史”這個舉動所產生的最直接的後果，便是在蜀亡以後，即使是作爲蜀漢著名史學家譙周弟子的陳壽，在當代人修當代史的情況下，奉命修編的《三國志》裏也惟有蜀書因爲“行事多遺，災異靡書”，各類資料的嚴重匱乏，導致許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無法單獨作傳，最後僅僅只修了一卷便作罷了。
倘若說在劉備手上的時候是因蜀漢初建無暇顧及的話，那麼在劉禪當政後這麼長的時間內，政權穩固度應該已經大大地得到了提高，並且在擁有劉巴、秦宓、譙周、許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學人才情況下，作爲自承漢朝正統的蜀漢朝廷依然“國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諸葛亮“猶有未綢”這樣簡單的失誤所能解釋得通了，而要是從“行事多遺”這個角度去看，更會多少令人疑惑其“國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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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鏡》中記載，宋太祖一日罷朝，俯首不言，久之，內侍王繼恩問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故不樂也。”衆所周知，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之後，又“杯酒釋兵權”，使自己的統治地位穩若泰山。這樣一位開國皇帝“偶有誤失”，竟然怕“史官書之”，令人感慨。
所以，避免“史官書之”的唯一辦法，只有一個，就是壓根兒就不設立史官，諸葛亮這一招也真夠絕的。
縱覽幾千年帝王史，我們發現有的帝王雖貴爲九五之尊，有的卻在諸多窩囊和煩惱中痛苦煎熬，或以一種窩囊的方式而離開人世，或因未能察覺的窩囊事而被後人遺笑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