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的烙印，特殊的關係
唐太宗的少年時代，佛教的影響已經廣泛地滲入到各階層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李氏這個大貴族家庭也不例外。公元六0六年，九歲的李世民患目疾，他的父親李淵曾親自到長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李世民疾愈後，李淵即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內供奉。這些在李世民的心靈裏留下深刻的烙印，後來他始終念念不忘兒時的這段經歷，曾親自撰詩讚頌草堂寺祖師鳩摩羅什，表達對前代高僧的崇敬和追念。
共法鼓而同宣，與梵音而俱遠
唐太宗俱足“信、願、行”，他繼位後，立即宣佈廢止限制佛教發展的詔令，開始“度僧立寺，廣事弘持”，爲佛教振興頗費心血。貞觀三年，爲報母恩，舍舊宅通義宮爲尼寺，以後又陸續修建了不少佛寺。同年下令恢復隋朝設在大興善寺的譯場，命印度和尚波頗主持譯經。中國沙門十九人助譯，命大臣房玄齡、杜正倫、蕭累等監護勘定，此外，太宗又在宮廷內外大興佛事，或爲超度祖先和陳亡將士孤魂，或因風雨失時，命僧尼誦經行道。事後都要大量佈施。並先後爲皇后六宮授戒。貞觀六年。太宗詔請華嚴宗初杜順進宮。下殿親迎。賜號“帝心”。宮廷上下對杜順禮敬如佛。
禮敬玄奘，相見恨晚
貞觀十九年正月初七日，玄奘大師由印度求法歸來，抵在長安。太宗與之“談敘時俗。從卯到酉(早上五時到晚七時)不覺時延”。玄奘條陳所需優給。甚至對大功臣尉遲敬德的愛子窺基。也應玄奘的請求，特賜其出家。跟隨玄奘學佛譯經。窺基由被迫出家到最終成爲玄奘的得意門生。並和玄奘一起創立了唯識宗。太宗以法師德業淵博，儀表絕倫，因此想請法師還俗來當宰相，被奘師婉拒。因此太宗皇帝對學佛出家更爲景仰，讚歎道：“出家者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
太宗還延請全國高僧數人，徵集綴文、字學、證梵學者和筆受、書手以及一些大臣等。在玄奘所住弘福寺內建立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國立譯場。所譯之佛經“展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又親撰佛教《大唐三藏聖教序》。稱頌佛教“微言廣被。拯含靈於三途;遺訓避宣。導羣生於十地”。以後太宗對佛教愈發護持情深。應玄奘之請。一次就度僧尼一萬八千五百餘人。爲長孫皇后新建慈恩寺。請高僧五十人入住。別造譯經院。玄奘移住之日。太宗及皇太子、后妃等於安德門樓親執香爐臨送。儀式非常隆重。觀者數萬人。唐太宗直到臨終仍和玄奘談論佛法。問因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蹟。深以“相見之晚，不得廣興佛事”爲嘆。
佛教的興盛，帶來了國豐民安的“貞觀之治”
唐太宗對佛教的信仰和扶持政策。開創了中國佛教的興盛時期。貞觀年間。全國寺數已達三千七百十六所。“天下僧尼，數盈十萬。”佛經翻譯規模宏大。佛教宗派相繼創立。佛教興盛之因。結出了“貞觀之治”之果。爲官的信奉佛教、深信因果而勤於政治、廉潔奉公;對民衆輕搖薄賦。休養生息。客觀上安定了社會秩序。緩和國內外階級矛盾。公元六二九年，天下豐收，鬥米三錢，夜不閉戶，行旅不帶食糧，一年斷刑二十九人……全國處死刑的不過二十九人。朝野上下政治清明、民風淳樸、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八方來朝。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貞觀三年的十二月間，太宗皇帝又下詔，爲指揮作戰的七處戰場遺址，建立七所佛寺，在他“行陣所立七寺詔”一書中說：“紀信捐生，丹青著於圖像，猶恐九泉之下，尚論鼎鑊，八維之間，永纏冰炭，所以樹立福田，濟其魂魄。”於是在他倡議已來，交兵作戰，死亡慘重的地方，爲敵我雙方義士兇徒，隕身戎陣者，各建寺剎，延招僧侶。讓那些死難的亡魂，聞到晨鐘暮鼓之聲，能夠變炎火於青蓮，易苦海爲甘露。
正如《大乘無量壽經》所述：“佛所行處。國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無有怨枉。強不凌弱。各得其所。”這正是佛門弟子理想中的人間淨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