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960年—1127年)，是中國歷史上繼五代十國之後的朝代，傳九位皇帝，享國167年。與南宋合稱宋朝，又稱兩宋，因皇室姓趙，也稱趙宋。那麼，北宋爲什麼定都東京開封府呢?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其實理由很簡單，定都開封是爲了解決軍隊吃飯問題。
這個理由看似簡單，甚至是太過簡單了，與那些深入的勾心鬥角、地理分析、政治分析截然不同，可事實就是，趙匡胤篡周立宋後，第一時間要解決的就是軍隊的各種隱患，而吃飯問題的背後也並不簡單，能牽扯出來的事情與政治、地理、權謀其實是殊途同歸的。
北宋立國，靠的是什麼?
靠的就是以禁軍爲核心發動的政變，後周新任御前都點檢(禁軍首領)趙匡胤在對他寄予厚望的後周世宗駕崩後便造反，果然是“不負衆望”。
而禁軍造反當皇帝，這在五代往前以及往後的時代，那是想都不敢想的，意思就是，唐末自五代以來的“禁軍”，它是特殊的，不再是以往在皇宮給皇帝看大門的普通概念，之所以特殊，就跟唐末五代的“牙兵”制度有關。
衆所周知，唐朝亡於藩鎮割據，而藩鎮割據來自於高度自治的節度使制度，節度使在轄區內有政治權、經濟權、軍事權，這些權力一手抓，不就是妥妥的諸侯王嘛，最離譜的是，節度使們有錢有人之後，開始對朝廷表露出敵視態度，因而形成了割據的局面。
至於爲什麼節度使敵視朝廷，這跟強盛大唐的民族組成有關，和盛世皇帝李隆基的心理扭曲有關，也和野心家們如雨後春筍一般暴增有關，總地來說，爲了防範朝廷，節度使們將“募兵制”發揮到了極致，不斷地招募軍士，而給軍士們發工資的，明面上是大唐朝廷，實際是掌控了錢袋子的節度使，所以這些軍士，就成爲了私軍。
私軍，後來改了名字，叫做“牙兵”，率領牙兵的乃是牙將。
唐末那些知名的節度使，別看他們動不動發動吞併戰爭，動輒擁兵十幾二十萬，事實上他們的核心力量一直是牙兵，人數最多不過數千人而已，公元906年，攪動天下的魏博軍，實際作亂的就只是核心的那八千人，也是朱溫殘酷鎮殺後，魏博才被朱溫收服。
而當朱溫自立的時候，他鑑於大唐都城長安已經殘破不堪，只能往東遷都，而目的地，自然是洛陽，其實這是一條很經典的遷都路線，從長安到洛陽，自古以來太多政權、太多事件都是走這麼一條，所以這不是古代統治者所決定的規律，而是這個天下的地緣因素倒逼人類的選擇。
長安坐落於“關中盆地”，有關中四塞“潼關，西大散關，南武關，北蕭關”守護，而且還有秦嶺和崤山等優越的地理位置，所以爲什麼有“據關中者得天下”這句話，而這種優勢，是人類能選擇的嗎，關中盆地、秦嶺、崤山，這是大自然給予的，因此是人類被動。選擇，不是主動選擇。
除了長安以外，東都洛陽也有他極致的地理優勢，那就是坐落於“伊洛盆地”，洛陽和長安共享一個潼關，長安以潼關防東，洛陽以潼關防西，而長安以“四塞”拱衛，洛陽以“四水”環繞，在冷兵器時期，河在某種程度上比山還管用，這四水分別是：
伊水、洛水、瀍水、澗水。
洛陽當然也有山，在洛陽的北部有邙山屹立，敵人自北南下，需要過黃河再爬邙山，等敵人過來之後，洛陽的守軍早就埋伏好了，這就叫地利人和。
所以朱溫東遷，首要目標是洛陽，但當他到洛陽的時候，他才發現：
這鬼地方沒糧食啊!
沒糧食，對五代任何一個軍閥而言都是致命打擊，因爲這些牙兵們太多了，而募兵制本質就是“僱傭兵”制度，給他們錢就打仗，給他們飯吃就賣命，因爲軍閥本身也沒有什麼政治思維，所以根本沒什麼人給牙兵們洗洗腦，進行思想建設、道德培養，牙兵和軍閥的交際方式就是：
打錢，盛飯。
有的人就會問了，那爲什麼不讓這些牙兵耕田，實行屯田制，就跟府兵制一樣?
牙兵表示：你給我一把鋤頭，你看我是鋤地還是鋤你。
所以爲了糧食，朱溫只能將軍事基地設在開封，然後整個後梁都城就在開封和洛陽反覆橫跳，洛陽地理位置好，是自古以來的帝王們認證過的好都城，而開封的糧食豐富，足夠養這些牙兵們。
開封的糧食之所以豐富，也不是因爲開封自產，而是因爲在唐代中後期，因爲藩鎮割據的緣故，大唐朝廷加大了對東南的建設，開闢了：浙東觀察使——浙西觀察使——淮陽節度使——宣武節度使——汴州，這條以漕運爲主的運糧路線，我們姑且稱之爲大唐版的“南糧北運”計劃。
所以在公元782年，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造反，殺掉了顏真卿後，佔據汴州自立爲帝，史稱“李楚”政權，而這個政權相當冷門，僅存活了四年的時間，但李希烈是大唐第一個利用開封漕運優勢以開封爲都的人，繼夏朝、周代魏國之後，李希烈再次以開封爲都。
而在開封立都之所以會存在那麼大一段“空白”時間，根本原因就是在隋朝開闢運河之前，開封並沒有那麼獨特的漕運優勢，沒有漕運也就意味着無中樞能力，無中樞能力的開封，地址位置也不好，面前就是大平原，敵人只要過黃河就能拿捏住開封了，防禦成本太高，屬於是難守易攻。
在唐末時期，開封的主要運糧渠道有兩條，一是從東南到汴州的南糧北運，二是從山東到汴州的東糧西輸。
南糧北運靠的是汴渠，後來改名爲“通濟渠”，這是古代著名的南北生命線。
東糧西輸靠的則是五丈河，後來也改名爲“廣濟渠”，這是五代宋初給開封供糧的主要渠道。
通濟渠和廣濟渠這兩條生命線，直接盤活了後梁，不過後樑最後還是因爲自己內部太亂，從而被李存勖滅掉，滅樑後，李存勖重建大唐，事實上重建只是藉口，大唐已經不是大唐了，李存勖也不是漢人，所以史稱後唐，而李存勖不信邪，他定都洛陽，在洛陽歌舞昇平，夜夜笙歌。
李存勖時代的“牙兵”高達十萬之衆，這羣人每年吃飯消耗掉的糧食都是天文數字，所以洛陽根本管不了，而開封距離洛陽雖然才三百多裏，但黃河當時的河運條件很差，開封送糧食到洛陽的速度大大銳減，於是在洛陽的牙兵們開始餓肚子了，最終引起了叛亂，殺死李存勖的那場“興教門之變”就是這麼來的。
所以後樑和後唐這兩個政權證明了一個問題：
不怕外敵，就怕牙兵。
比起考慮用地勢防禦外敵，如今安兵顯然更重要，所以開封在五代的地位顯得很特殊，這都是因爲牙兵制度在五代太流行了，軍閥們對牙兵很忌憚，卻又不得不建立牙兵，就算到了後周時期，道理也是一樣的。
但牙兵不是僅僅造成內患，本身也代表着強大的戰鬥力，後周世宗時，禁軍在正面戰場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後周的禁軍，本質就是牙兵，區別只在於後周世宗開始改革了，將牙兵變成禁軍，最終形成中央軍的編制。
當時的禁軍數量和坐鎮於其他軍鎮的軍隊數量是幾乎相等的，但禁軍的單兵戰鬥力很強，是不折不扣的天子嫡系，相比之下，其他的部隊反而顯得像雜牌軍了，所以爲什麼趙匡胤這麼一個禁軍首領能夠造反成功，不就是因爲禁軍的意義不一樣了。
其實趙匡胤登基後，已經在極力延續後周世宗“淡化”禁軍所帶有的牙兵特色，比如他杯酒釋兵權，將曾經的“義社十兄弟”的兵權全部卸掉，這十兄弟裏，幾乎都是禁軍首領，他們都是以前常說的牙將，可飯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趙匡胤不可能那麼快解除武將的隱患，也不可能那麼快就能拋棄牙兵制度。
牙兵的戰鬥力高，這是毋庸置疑的。
北宋初立時，天下仍然是分裂狀態，南北都有割據政權，更有強大的遼朝盤踞在北方虎視眈眈，所以趙匡胤一方面要控制武將，一方面又要保存禁軍戰鬥力，這個操作其實是很難的，所以在無奈之下，趙匡胤只能繼續延續後周，定都開封。
說白了，還是爲了解決吃飯問題。
有人說定都開封是下策，定都洛陽是中策，定都長安纔是上策，事實上，趙匡胤能不知道定都開封是下策嗎，他也害怕契丹人騎着馬直接穿過大平原殺到開封來，但比起未知的契丹人，開封的這些禁軍顯然更可怕，他自己就是造反得權，道理他怎麼不懂。
因此趙匡胤在登基後，一直致力於“遷都”事宜。
在趙匡胤的心裏，遷都洛陽是最好的，凡事不必都選上策，因爲遷都長安，在很多意義上都不一樣了，就放到周代來說，洛陽到長安，這都跨了好幾個國家了，如果強行遷都長安，那麼以開封漕運爲核心的禁軍體系就會崩潰，一旦崩潰，趙匡胤就不是開國皇帝了，而是歷史罪人。
但即便是遷都洛陽，趙匡胤也做不到。
公元976年，這是趙匡胤人生的最後一年，但在他駕崩前的半年，他還活蹦亂跳的，帶着晉王趙光義和一衆大臣們“考察”洛陽、長安兩地。
這也是北宋“遷都之議”的開始。
到了這一邊，趙匡胤已經做了十六年的皇帝了，開封的官僚們、貴族們也已經安居樂業十六年之久了，當時的開封經濟十分誇張，每年通過漕運送來的糧食高達六百萬石，這還不包括廣濟渠帶來的糧食，所以吃飽肚子完全沒問題，而人在暖飽之後，自然會衍生精神需求。
爲什麼汴京商業那麼發達，爲什麼汴京夜生活那麼豐富?
有一句話難聽但確實是道理：
還不是吃飽了飯沒事幹，閒的。
面對這種“盛世”，其實趙匡胤是不太拒絕的，但在趙匡胤的心裏，他有一件事一直放不下，那就是皇位的傳承。
按照宋太宗後來給出“金匱之盟”的說法，北宋的第一任“儲君”並不是趙匡胤的兒子趙德昭或者趙德芳，而是晉王趙光義，事實上，這件事也不是宋太宗編造的，趙匡胤篡位的時候兒子年紀尚小，他敢立太子嗎，他連明天后天會不會被人刺殺都不知道，所以太子是不敢立的，反而在他遭遇不測後，弟弟立即接手，這才能保證趙家的最大利益。
兄終弟及這一套，不就是爲了保證家族利益嗎。
可隨着趙匡胤登基時間越長，他的兒子也漸漸長大了，他有點“反悔”了，不是太想把皇位交給趙光義。
而另一方面，晉王趙光義以儲君的身份在開封發展自己的勢力，不僅有衆多官員是“晉王黨”，就連開封的很多禁軍，都站在趙光義這一邊，趙匡胤如果想要反悔，那後果也是有點嚴重的，既然如此，趙匡胤就決定“釜底抽薪”。
既然你的班底都在開封，我搬家不就完事了嗎?
所以趙匡胤和趙光義纔在洛陽吵了起來，趙匡胤以洛陽有着優越的地理位置“保百年基業”，而趙光義以一句“在德不在險”來回懟趙匡胤。
其實趙光義這句話是有些強詞奪理了，他和趙匡胤說，皇帝統治應該靠的是道德而不是天險，而事實卻是，後來遼人直接從北京殺到澶州，幾乎要逼近開封，宋太宗的兒子宋真宗只能派寇準到澶州和遼人簽訂澶淵之盟，不知道當時宋真宗的心裏是不是把宋太宗罵得狗血淋頭了，跟宋人講道德，跟遼人講有用嗎?
因此，趙匡胤和趙光義的“遷都”分歧完全是看待主要矛盾的不同。
趙匡胤認爲儲君問題、外敵問題是主要矛盾。
趙光義則認爲內政問題是主要矛盾。
要說錯，他倆都沒錯，因爲趙匡胤看的是以後，趙光義看的是眼前，而這裏面涉及到的兩兄弟鬥權、爭權則是非常隱晦的了，兄弟二人到底到底有沒有撕破臉皮談儲君的問題，歷史沒有細說，只知道趙光義找哥哥喝了一頓酒後，哥哥第二天就暴斃駕崩了。
光看“燭影斧聲”不離奇，但結合遷都之議背後的因果來看，那就不離奇了。
趙匡胤說是暴斃，但更有可能是被人所殺，而兇手是誰，這件事其實不用去查什麼線索，還是那句話，誰將成爲最大受益者，誰就是兇手。
在趙匡胤駕崩後，他眼看遷都洛陽不成，又鬧脾氣說要遷都到長安，他的想法是依靠長安的地形來縮減大宋爲了彌補開封地形缺陷從而造成的“冗兵”現象。
所謂冗兵，就是兵馬太多了，養不起了。
所以趙匡胤的鬧脾氣，事實上又有着幾分深思熟慮在裏面，他一直都想解決開封強大漕運對北宋王朝的“綁架”問題，但就是這麼一個觀點，也被李符所反對了，最終趙匡胤哪也去不了，大宋的核心也就一直停在了開封。
而開封確實精彩，不論以後的悲慘歷史，東京夢華錄上的“天上人間”，還有清明上河圖，確實是歷史最美的畫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