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度對皇權和門閥世家分別都有着怎樣的影響?爲什麼容易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呢?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一、九品中正制度的承認與否決
曹丕篡漢自立後，採納了大臣陳羣的建議於天下實行九品中正制度，這一制度的出現打破了察舉制的侷限性，將考察學子的權力從地方收歸中央所有。
因此，九品中正制度出現的早期的確有着積極的意義，但同時也存在消極的一面。曹丕並不像曹操那樣有着較高的威望，所以他設立九品中正制度的另一個目的，便是爲了拉攏當時門閥世家的支持。
爲何會這麼說呢?九品中正制度下需要考察學子的家室、背景，也就是說門閥世家子弟很容易就進入朝堂，而寒門學子若沒有世家的推薦幾乎不會有上升的空間。
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九品中正制的“中正官”逐漸被門閥世家所壟斷，也就是說底層學子的上升渠道被門閥世家捏在手裏，自此仕途資源成爲了世家大族的專屬。
或許也是因爲如此吧，九品中正制度實施後得到了士族的極力維護和支持，畢竟他們能夠從中獲得利益與特權，作爲最大受益者的士族階層也定然會支持皇權。
總的來說，九品中正制的背景下，使得皇權、官僚的運行體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整合，這既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是一場士大夫階層與皇權的無形交手。
每一種政治體制的出現都有其存在的積極意義和消極意義，九品中正制度的積極意義便是打破了士族的仕宦特權，維護了皇權、中央集權，保障了官僚資源的更新和皇權的穩定。
九品中正制度的消極意義便是進一步對對士族特權的肯定，從某個角度來看它的勳在又促進了士族對官位的世襲權力，這是一場皇權與門閥支架的政治交易。
二、九品中正制抑制門閥對皇權的削弱
魏晉南北朝時期，九品中正制的大背景下“門與閥”的品階成爲了進入仕途的優先條件，雖然從整個大格局來看，這樣一種制度對門閥世家有着傾向性和優待性，但卻也存在着一定的制約。
比如，無論門閥世家的子弟想要通過何種方式進入官場，他們都必須要經過“中正品第”的考覈才能獲得相應的資格，所以此時皇權依然保持着強大的影響力，士族官員的權力依然低於皇權。
兩晉南北朝時代，朝廷的選舉名義上依然還是面向全社會的，這一時期的選拔人才的條件得到了放寬，戶口、年齡等皆進行了改變，這是皇權急於求賢的體現，也是政治上的一種創新。
所以說皇權統治的背景下，雖然九品中正制度對士族仕宦特權有一定的維護，但是卻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皇權選拔人才的基礎，保證了政治體制的正常且高效運轉，既是一種妥協也是一種較量。
以晉朝時期爲例子，司馬氏控制天下政權存在兩個重要的特點。
其一，司馬家族能夠崛起本身就是建立在門閥世家的支持之上，所以他不得不深化九品中正制度的運行，爲門閥世家帶來更大的利益，也爲自己帶來更多的支持。
其二，司馬士控制天下後便從門閥一躍成爲皇權，站在他的角度來看又必須要選拔賢能，如此才能保障晉朝的長治久安，君主的權力纔會得到維護。
不難看出，這一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度有着極大的政治色彩和政治需求，皇權想要擺脫士族化色彩卻又無法擺脫，無形中形成了一種皇權與士大夫階層的較量。
南北朝時期，孝文帝在“門第”選拔人才的基礎上，兼顧着對人才能力的考量，雖然衝擊着九品中正制度的施行，削弱了門閥世家因九品中正制獲得的益處，但卻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這一時期仕途自然雖然依舊被門閥世家所壟斷，但也在潛移默化地讓士族特權向官僚政治轉變，即門閥世家不再是皇權的威脅，而是服務於皇權的官僚階層。
北魏年間，孝文帝爲選拔人才找到了一個平衡點，一方面門閥世家依然可以從九品中正制度下活力，對官場資源加以壟斷。
但另一方面因皇權的干預，考試限制了諸多無才無德的士族子弟進入官場，一些有才華的底層學子頻頻出現。
整個九品中正制的時代，最初它(九品中正制)的出現時爲了更好的選舉，可惜迫於政治壓力皇權不得不向門閥世家低頭，以考察、考試爲基礎的選拔模式變成了權宜之計。
三、九品中正制在南北朝時期的演變
南北朝時期，九品中正制度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職官制度、爵位制度與其進行了結合並催生出了一種新的體制，亦或者說皇權對士族身份進行了劃分與認定。
北魏孝文帝曾在此基礎上創立了“三清九流”與流外之制，也就是說通過官品的大小和職官制度相呼應，既能夠劃分皇權與貴族的界限，也給了門閥世家一種地位上的肯定。
以北魏孝文帝的三清九流與流外之製爲例子，三清是流內的管銜，“九流”則是對士庶的一種區分，唯有獲得“流內”的資格才能進入“三清”的行列。
“九流”並無實際的高低之分，它僅僅代表着擁有了爲官的資格，至於未來會當什麼官職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來判定，流外之制直白一點來說就是對寒門的劃分，因爲這一行列的官職多爲寒門學子擔任。
更甚至孝文帝執政北魏期間，還以“定姓族”爲基礎對門閥的序列進行了劃分，進而將門閥氏族列入了國家體制，這也是一種“三清九流”的體現。
九品中正制度下“中正官”一直髮揮着巨大的作用，它也是孝文帝定流品政策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使得社會變得尊卑有序、階級清晰，但也在無形中加強了社會的不穩定性。
五等爵制是北魏宣武帝時期九品中正制度的一種體現，也就是說爵位制度可以作爲中正定品的參考依據，官員的品級卻不具備這樣的資格，也就是說寒門子弟或許官職高，但是他們的社會地位並不高，門閥氏族從中獲利極大。
這樣一種制度的實施，使得受到鮮卑族青睞的門閥世家、士大夫階層得以進入中樞機構，享受九品中正制度所帶來的特權和利益，變相鞏固了黃權的統治和保護。
北魏鮮卑族政權能夠在亂世中快速崛起，很大一部分原因皆賴於九品中正制度帶來的便利性，它把各大門閥是假的利益與鮮卑皇族綁定到了尤其，實現了拓跋鮮卑王朝的統治和穩定。
相比於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南朝的體制與其差別很大，比如劉裕建立劉宋之後，東晉王朝與門閥對南方的控制基本就結束了，皇權與官僚的狀態迴歸正常化。
同一時期，北朝的官僚制度是不給侍衛武官等吏姓寒人品級的，但是南朝卻給寒門提供了一個進入九品行列的就會，魏晉時期流傳下來的九品中正制度發生動搖。
劉宋時期，只要你有特殊的才幹才華，亦或者在戰場上、政治場上建功立業，便可以躋身士大夫之行列，也引發了一系列門閥世家與底層寒門的爭鬥較量。
當時，劉宋王朝設立了一種名爲“勳品制度”的政策，從某個角度來說依舊是對門閥世家的特權保護，可是它卻改變了魏晉以來寒門不入流的事實，使得寒門子弟可以在官場中升遷，哪怕具備侷限性也是一種時代的突破和進步。
綜上所述就不難發現，所謂的九品中正制度並不是一種純粹的選官制度，更像是皇權與官僚階層的一種利益交換，一種無形中的較量與平衡。
北朝時期，孝文帝通過“三清九流”的政策對門閥氏族、對仕途官員進行劃分，主要目的就是爲了政治需求，他給予門閥世家一種身份上的確認，以此換來民族之間隔閡的消融，進而得到漢民族的支持，真正做到鮮卑與漢族“胡漢合流”。
南朝時期，門閥世家雖然依舊是上流社會的主體力量，但大勢所趨下寒門子弟得到了崛起的機會，但皇權爲了獲取士族的支持不得不對門閥與寒門進行高低貴賤的劃分，以此達到穩固皇權與人才選拔的平衡點。
其實，無論是北朝的“三清九流”制度，還是南朝的“勳品制度”，說白了都是皇權之下九品中正制度與門閥世家的產物，皆是爲皇權穩定所服務的，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獨特的官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