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明思宗，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出生於北京，明光宗第五子，母爲孝純皇后劉氏，明朝第十六位皇帝，也是明朝作爲全國統一政權的最後一位皇帝，年號“崇禎”。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建國大順，年號永昌。
而明廷對此卻毫無辦法，甚至連出兵征剿都辦不到，因爲明朝在關內的最後一支精銳——秦軍去年底已經隨着孫傳庭在潼關覆沒。
彼時的李自成已經擁有湖广部分地區，河南部分地區以及關中，和明廷已經完成了攻防互換，越來越多的原明朝官吏投入到他的麾下。
所以在稱帝的同時，李自成也發佈了東征檄文，這是對明朝的宣戰書，文章又臭又長，但核心只有兩句——“嗟爾明朝，大數已終”。
李建泰代帝親征
李自成是正月初三離開西安開始親征的，而明朝方面，正月初九就得到了李自成來犯的消息，這並不是因爲明朝方面的信息傳遞多有效率，而是李自成直接派人把戰書送到了北京兵部。
戰書上約定雙方三月十日在京師決戰。
對明朝方面來說，這簡直是奇恥大辱，五年前還惶惶如喪家之犬的反賊如今不僅僭號稱帝，還氣勢洶洶的叫囂着要滅掉自己。
崇禎得知這個消息憂心如焚，又急又氣，甚至好幾天“憤憊不食”。(吳偉業《綏寇紀略》)
俗話說“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面對火急火燎的崇禎，閣臣們自然不能當泥塑木雕。
內閣首輔陳演首先出列表態，請求代帝出征，但卻被崇禎拒絕了，理由是“南人不可”，其餘內閣大臣魏藻德、蔣德璟等人也紛紛主動請纓，依然被崇禎拒絕。
直到新進入閣的大臣李建泰站出來表示願意代帝親征，崇禎才欣然同意。
這是爲什麼呢?
原因有兩點：一點是李建泰是曲沃人，山西正是他的鄉土，由山西籍內閣大臣去號召山西人“保衛鄉梓”還是很靠譜的;二是李建泰答應了——
“願意以家財佐軍，可資萬人數月之糧食。”
李家在曲沃本地是土豪，很可能就是傳說中的晉商，崇禎讓李建泰督師正是希望後者能夠聯絡山西本地士紳來抵禦闖軍。
代帝親征的人選就這樣敲定了。
正月二十六日，崇禎派駙馬都尉萬煒親告太廟，並親自在正陽門樓爲李建泰舉辦踐行宴，隆重無比，並且賜給他龍節加尚方寶劍。
在當時朝廷無兵可派的情況下，任命重臣持節號召晉人守晉土。
這確實是最好的權宜之計，而朝堂上的有識之士，也積極建言獻策，提醒李建泰必須要星夜兼程趕往太原，安定人心，再聯絡三晉之士，抵禦抵禦順軍，以拱衛京師。
但李建泰雖然號稱“知兵”，卻並非行伍出身，拘泥於兵法，日行三十里，又縱兵滋擾地方，這樣就更加拖慢了行程。
說白了，李建泰本身就不是啥公忠體國的人，自請督師也主要是爲了保全自己的家鄉及家業——
“李自成逼山西。建泰慮鄉邦被禍，而家富於貲，可藉以佐軍，毅然有滅賊志。”
所以在獲悉曲沃被破，自家被掠的情況後，便“驚怛而病”，再無心按照朝廷的規劃西進據太行山一帶固守，而是逡巡在保定觀望局勢。
遣重臣督師山西，御順軍於黃河以西的計劃正式宣告破產，李自成進入山西，一路暢通無阻，幾乎沒有遇到有力的抵抗，順軍佔領山西，離京畿只有一步之遙了。
南遷之議
早在斟酌督師人選的同時，有大局觀的人也在做着另一手準備，即是後世爭議頗多的“南遷之議”。
南遷的最早提議者，按《明史 · 后妃傳》，應該是崇禎的皇后周氏——
後性後性嚴慎。嘗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問之，遂不語，蓋意在南遷也。
同時崇禎也曾與首輔周延儒祕密商議過南遷事宜，還特地交待周延儒不要把消息泄露出去——
“上以邊寇交織,與周延儒議南遷,命無泄。”(《三垣筆記》)
但當時形勢還沒到危急存亡的關頭，再加上皇室內部的反對，南遷之議就暫時被擱置了。
等到崇禎十七年，在李自成正式稱帝，“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豫變紀略》)的情況下，南下避禍不失爲一種好的選擇，於是南遷之議又再次被提起。
崇禎十七年二月初八，太原失守，山西大半淪陷，以山西爲京師屏障成爲空談，在這種情況下，南遷計劃被迅速完善並加緊提上日程。
二月十九日，左都御史李邦華及右庶子李明睿正式上疏請求南遷，還專門爲南遷計劃擬定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天子巡狩南京，中策是太子撫軍南京，下策是讓崇禎另外兩個兒子永王、定王前往南直隸，以“就藩”的名義，這三策無論哪種，都能夠保證萬一事有不逮，帝系都不會斷了傳承。
同時有感於皇帝南巡影響太大，李邦華密疏建議崇禎讓太子南下，皇帝則固守北京，
“擇大臣奉太子南行，臣等輔皇上固守”——《烈皇小識》
崇禎對這個建議很感興趣，並拿到朝會上正式討論。
而時任內閣首輔陳演是南遷的反對者，悄悄把這份奏疏泄露給兵科給事中光時亨，指示後者阻止這個提議。
於是在當天的朝議時，商議到太子南行事宜，光時亨大呼：
“奉太子往江南，諸臣意欲何爲?將欲爲唐肅宗靈武故事乎?”
“靈武故事”指的是安史之亂中，唐玄宗逃往成都，而太子李亨在靈武被諸將擁立爲帝，逼迫唐玄宗成爲太上皇。
——這就是誅心之言了，影射諸臣想在南京擁立太子，此話一出，李邦華等人再不敢言。
而崇禎也因爲這句話被挑動了帝王最爲敏感的心思，再聯想到連“蝸居”保定的李建泰也上疏“主動請纓”護衛太子南下，所以也不再提讓太子南下的事，南遷之議就此流產。
南遷計劃的流傳直接導致北京城破後太子及永王、定王被李自成俘虜，爲南明後來的帝位紛爭埋下伏筆。
調吳三桂入衛勤王
崇禎之所以在南遷問題上態度不甚堅決，除了擔心造成人心混亂之外，還因爲他有最後一條措施——調關寧軍入衛。
截止到崇禎十七年，明朝在關外只有寧遠、前屯二城，遼東總兵吳三桂率關寧軍駐守在二城，孤零零的宣示着明朝對遼東的主權。
關寧軍又有另外一個稱呼——關寧鐵騎，是明末最爲精銳的部隊之一，連清朝也大爲忌憚，如果調關寧軍入關，不說平滅李自成，最起碼能夠保證北京安穩無虞。
早在崇禎十七年正月，闖軍剛進入山西時，崇禎就有意放棄寧遠退守山海關，調關寧軍去山西與李建泰一起“剿滅”李自成。
但內閣首輔陳演卻以“祖宗之土不可棄”爲理由，堅決反對，並在此後的朝會中多次推諉搪塞，拒不擬旨。
其實陳演堅決反對的原因很自私——
“上有急，故行其計，即事定，而以棄地殺我輩，且奈何?”
二月初八太原陷落後，事態危急，薊遼總督王永吉與順天巡撫楊鶚聯名上疏請求調關寧軍入衛京師。
甚至連遠在遼東的吳三桂本人都表態支持，見再無理由搪塞，陳演等人無奈提出一個緩衝方案，讓崇禎諮詢吳三桂的父親吳襄。
崇禎與吳襄的奏對繁且雜，主要內容就兩點，一是關寧軍有兵三萬，家丁三千，用來打流寇如同砍瓜切菜，二是寧遠、前屯二城尚有軍民五十萬，如果全部遷到關內，需要餉銀一百萬。
而崇禎恰恰最缺的就是錢。入衛勤王之事，因爲餉銀問題就這樣拖着。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大同、宣府二鎮望風而降，闖軍已經進犯到京畿。
崇禎排除萬難，不計後果般的下令調吳三桂入衛，這個時候陳演仍“習慣性”的阻攔一番，堅持要先看到薊遼總督同意調兵的文書才肯擬旨。
崇禎立刻派人前去索要文書，這樣來回有耽擱了六七天，直到三月初四，崇禎才下達調吳三桂入衛勤王的詔書，此時，距離崇禎殉國還有半個月。
吳三桂收到詔書後即刻率軍民往關內遷徙，日夜兼程，三月十六日方到達山海關。
此時闖軍已經佔領昌平，等到三月二十日他到達豐潤時，北京已經失陷。而豐潤離北京，滿打滿算也就三百多里路。
吳三桂畫像
崇禎生命的最後幾個時辰
看到這裏是不是覺得很遺憾?事實上任誰也想不到堂堂大明朝的首都不到三天就被李自成攻陷了。
闖軍十六日佔領昌平，十七日開始攻城，十八日晚就已經攻破內城。
破城的原因，有“張縉彥獻城說”、“曹化淳獻城說”，衆說紛壇。
但是據“甲申國變”的親歷者、時任錦衣衛指揮僉事王世德記載，開門投降的卻另有其人。
“十八日，賊攻廣寧門急，羣回倡亂開門，外城遂陷。”(《崇禎遺錄》)
王世德是甲申國變的親歷者，又任職錦衣衛，他的記載應該較爲可信。
三月十八日晚外城破後，崇禎召集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鞏永固，讓他們帶領家丁隨其巷戰，並流露出死志——
“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
關於三月十八日晚崇禎都做了些什麼，大部分野史都記載崇禎率內侍準備從正陽門出逃，卻被守門官兵趕了回來，走投無路，最終自刎。
其實稍微看一下明朝的皇城圖就知道這記載有多麼的可笑，正陽門是內城的南大門，當時外城已經失陷，崇禎如果想逃跑，也不會去外城自投羅網吧。
也是在這晚，崇禎開始交待起了後事，他把三個兒子叫到跟前，讓人爲他們換上平民的衣服，囑託道：
爾等今日是太子、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逃生去罷，不必戀我。
朕必死社稷，否則有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爾等切要謹慎小心。
若逢做官的人，老者當呼爲老爺，幼者呼爲相公，或稱爲長兄。
呼文人爲先生;呼軍士爲戶長，或稱曰長官。
——《野史無文.卷三》
查看完整族譜崇禎帝的族譜於是崇禎將三子分別託付給三個親信太監。交待完後事，崇禎在乾清宮寫下了生平最後一道詔書，隨後登上紫禁城後面的萬歲山，在山上的壽皇殿自縊殉國，此時爲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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