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士誠(1321年8月23日-1367年10月9日)，原名張九四，元末義軍領袖。
張士誠永遠成不了帝王，因爲他的患得患失，決定了他只能是個既得利益者，始終在徘徊中選擇。
把張士誠作爲明朝的歷史人物來記載，我一直以爲這是個錯誤。1353年，張士誠在江蘇大豐起事 (那時爲泰州轄地) 時，朱元璋只是在郭子興的紅巾軍中當差，充其量是個親兵，後來，朱元璋向郭子興養女馬秀英求婚得成，於是就成了紅巾軍頭領郭子興的女婿，這纔有了郭子興死後“代領其衆”的機遇，弄個與張士誠平起平坐的位置，纔有了爭霸天下的平臺。
張士誠在與朱元璋爭霸中丟失了他認爲的江山以及一切，包括妻子兒女，甚至是自己的性命，這是1367年9月。而朱元璋則在1368年正月才稱帝，國號大明，建元洪武，也就是說這時纔算是明朝的天下。可是，這個時候張士誠的一切均已經結束，怎麼就把他放進了明朝的歷史?但把他放在元朝，似乎也有點牽強，因爲他在元朝算不上個人物，只是一個不安分守己的衆多造反者之一，因此，在幾次的歷史人物記的候選人排名中，我放棄了他。近日讀朱巧雲的長篇小說《淮調》，書中寫到了張士誠，是以新編歷史劇《閶門劫》穿插其中的，再現了一位鹽民出生的農民起義領袖的生動形象，從另外一個角度解讀了張士誠的悲慘命運，挺有見地。感覺不管怎麼樣，他都與蘇北平原特定的地域環境割裂不開來，於是，重又審視起這一特殊的人物。
張士誠
在關於張士誠的研究中，大多數人把重點放在他的人品上，認爲他“是個好人，不奸險”;併爲他沒有能夠成就帝業鳴不平，認爲是“天之不公”。而把元末明初的那場羣雄爭霸作爲背景，僅僅是從一般戰術上去分析，更多的是忽略了結果的必然性這一深層次的映照。好在中國人喜歡把成敗得失歸爲天意，一旦歸爲天意，人們無論是從情感上，還是從客觀存在中，都容易接受。但如果換一種角度去想想，是不是這樣的研究進入了誤區。其實，結果並不重要，關鍵是他有沒有成爲帝王的可能，也就是說他是不是一塊帝王的料，倒是問題的實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但一個帝王，或者能否成爲一個帝王，應該放在整個國家利益上去考量。惟有國家利益至上，纔能有無疆大愛，這就需要有一部分人爲另外一部分人作出犧牲，又允許一部分人投機取巧……成就帝業者，永遠是坐着一座山，站着一道樑。而從這一點上說，無論是怎樣的情形，張士誠永遠成不了帝王，因爲他的患得患失，決定了他只能是個既得利益者，始終在徘徊中選擇，一旦危機出現，就無力挽狂瀾之策，隨即便是意志的崩潰，然後就想到了死。
張士誠第一次想到死，是在高郵戰役的關鍵時刻，當時，元朝丞相脫脫率領的百萬大軍，把高郵城圍得水泄不通，此時，張士誠呼天不應，叫地不靈，最爲慘痛的是想投降都不行，脫脫已下定決心，要屠城，以顯現丞相乃至大元王朝的聲威。脫脫之所以欲置張士誠於死地，是因爲張士誠舉旗反朝廷就已經該殺了。朝廷看他接受了招安，沒有殺他，而他卻吊兒郎當，不把朝廷當回事，還總是藉助朝廷這個平臺，專司自己的事，且爲所欲爲，叫他出兵去打紅巾軍，他不但藉口不去，還趁火打劫，搶佔高郵，自封爲王，能不殺他?張士誠也看到大勢已去，悔恨自己惹是生非，甚至悔恨自己就不該帶領鹽工起事。販點私鹽，賺點小利，日子一樣過得很好，何苦走到這般地步?連搧自己的耳光，準備以死爲自己作一了斷。但形勢逆轉得出乎所有人意料，就在這生命攸關的時刻，元順帝竟然一紙詔書將脫脫就地解職，並押往吐魯番，高郵城外的硝煙也隨之散去。我們不去研究元順帝爲什麼要在此時此刻解除了脫脫的丞相之職，只覺得元順帝給了張士誠喘息的機會，讓他有了爭霸天下的可能，有了之後的八千里路雲和月。但張士誠沒有從第一次危機中看到朝廷的脆弱，以及比朝廷更爲脆弱的自己的力量，總以爲過了這道坎，就是生存的快樂。他也知道大元王朝的滅亡之日並不遙遠，但他想不到大元王朝滅亡後的這個王朝究竟由誰來執掌。他甚至像不入流的小商販，發着國難財，爲自己爭得的那點地盤而沾沾自喜。當朝廷把應了招安的他放在一旁去應對其他突發性事件時，他卻與朝廷玩深沉，遊離在是非之外，把朝廷當個象徵，做大一方;而當受到其他反朝廷的力量打擊後，就又投靠朝廷，拉虎皮作大旗，擴大地盤;當農民起義軍鬧得大元不得安寧時，他重又與朝廷翻了臉，以此要挾想封王。元朝不答應，他就自立爲“吳王”，從此與元朝徹底鬧翻，在平江 (今蘇州市) 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儘管後來說元末明初的農民起義風起雲涌，那只是個說法，歷次的改朝換代都是這麼說，爲了說明朝廷的腐敗墮落導致的官逼民反。其實，元末有能力與朝廷抗衡，以及又有能力與有能力與朝廷抗衡的力量擠兌的也只有朱元璋、陳友諒與張士誠爲首的三股勢力。這一點元順帝及其大臣們十分清楚，他們也知道這三股勢力同時存在，對朝廷並不構成威脅，只要朝廷不內訌，只要大臣們還有點責任心，危機還是有可能擺脫的。但如果這三股勢力得以整合，由一個人掌控着，那麼元王朝就徹底完蛋了。因此，元順帝一直在積極爭取張士誠，可張士誠在接受了招安得到了好處後，屢招屢反，直至官爲太尉，還是反。元順帝知道張士誠是個力量，但絕對不是人物，所以才爭取他，可不是人物也不應該患得患失到無賴的地步吧……這個時候的元朝，只能是個象徵了，從帝王到將相，都在循着善始的軌跡尋找善終的端點。他們知道自己不可能有個善終，連整個王朝都沒有善終，都會土崩瓦解，樹倒猢猻散。但他們仍然堅守着最後的尊嚴，一樣地臨朝，一樣地跪拜，一樣地奏請皇上，一樣地議事，一樣地領旨聽命，然後，在聲聲嘆息中，開始着歸宿的盤算，惶惶不可終日。統治這個國家的朝廷，到了這時候，真的算是無可奈何了。
元順帝
也正如元順帝所說，張士誠是個力量，但不是個人物。在這三股勢力中，有帝王意識的只有朱元璋，朱元璋要的是王位，他的一切戰略意圖與用人之道，都在向王位逼近。一個“高壘牆、廣積糧、緩稱王”的謀略，註定了他是取代元順帝的人。陳友諒想到的只是稱霸，帝王要有霸氣，但把稱霸作爲終極目標的就不是帝王了，只能是個霸主。陳友諒要的就是稱霸，我的地盤我做主;而張士誠與朱元璋、陳友諒相比，相差甚遠。他只是想做大一方，他甚至都不知道做大一方只能是亂世中的土匪行爲，而這種土匪是不會長久的。因爲任何一個統治集團都不會允許其他勢力的存在，更談不上爲所欲爲了。雖然說張士誠沒有取代元順帝的可能，但在爭霸中，張士誠的力量可以改寫歷史，無論他走向哪一方，都能贏得這場戰爭……就是這樣，朱元璋也沒有把他的力量放在眼裏，朱元璋斷定張士誠不可能在他進攻陳友諒時去襲擊他，但他同樣斷定在他進攻張士誠時，陳友諒肯定會伺機與張士誠形成東西夾擊，一舉殲滅他。於是，朱元璋把張士誠放在一邊，擺開陣勢，與陳友諒進行了最後決戰，這就是中國戰爭史上被稱之爲百個戰例典範之一的“鄱陽湖之戰”。我們無須剖析這場戰爭敵對雙方的戰略與戰術，也不去說這場戰爭是何等的慘烈，只是想說這個時候的張士誠正在與陳基、張憲、俞思齊等一批文人雅士商議着《通鑑續編》、《金陀萃編》等書刊的選編，被一幫酸腐文人忽悠得不知天高地厚，更談不上有什麼危機感了。如果在“鄱陽湖之戰”的三十六天裏，他能思考一下自己的前途與命運，他就有可能率部直取南京，然後合圍朱元璋，接下來的事一切都有可能，可惜，張士誠想不到這麼多，也不可能想到這麼多，而與他在一起的那幫不入流的文人，也無知地認定了“吳王”的天下，忙碌着編史修志的事來。當朱元璋剪除了陳友諒的勢力後，便向張士誠的地盤逼近，終於在1367年7月，兵臨平江城下，10月城陷。“張士誠其妻劉氏及幼子與諸妾自縊身亡”，見此情景，張士誠準備懸樑自盡，這是他第二次想到死。作爲一個自封爲王的人，張士誠有很多種死法，比如仗劍自裁，讓時光凝固在鮮血中;比如戰死沙場，我以我血戰軒轅;比如躍身齊雲樓的火海，讓理想在涅槃中實現，唯獨不可以選擇上吊。我們不是對他的死法有更爲苛刻的要求，但他真的是不應該這樣死的，我之所以不贊成後來人把一個準備着這樣去死的人還說成英雄，是因爲一個有擔當的人要麼不死，要死也應該是壯烈的，讓自己痛快，讓後來人也覺得痛快。因爲除此，沒有了任何選擇……就在張士誠半空蹬腿掙扎時，尋找他的人推門而進，砍斷了繩索，然後就將他綁了，押往南京，在押解的船上，他又想到了死，或許這時他才感到先前的死法是一種錯誤，可也真的遲了。這個時候他的任何死立決都是不可能的，因爲邀功請賞的人怎麼能不把個活物帶到朱元璋面前呢?不給他死的機會。不讓他死，是對他的羞辱。也就在這個時候，張士誠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了朱元璋，而他對朱元璋只說了一句話也是他人生的最後一句話，他說：“天日照爾不照我!”朱元璋本來想跟他聊些什麼，可聽他這樣一說，大失所望，感覺說什麼都是多餘的，於是揮了揮手，兵丁們隨即把張士誠送進牢房，然後給了他一條繩索，讓他自己去死，同樣是一種羞辱……
張士誠只能是這樣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