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內蒙開始舉辦昭君文化節，有朋友約去喝酒。實在沒有時間。朋友便讓我說幾句關於昭君的話，當然要和往年不同。
匆匆之間，想起，漢武帝如果早答應匈奴的和親請求，就不至於上演“輪臺悔過”這場尷尬的戲了，當年的人民的幸福指數就會高了很多。
昭君本人以前我一直認爲還是懷着鄉愁，揣着抱怨離開長安的。細讀當時的記載，“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感覺她在裝扮完後，特別得意，“丰容”就是豐滿，豐滿的身體穿上靚麗的服飾，使得漢宮竟然呈出一片光明。環顧左右，展開裙琚，雙目流光，令衆人聳動。
應該說，她此時是在炫耀!
她就是笑盈盈的走向草原的。
在漢武帝之前，漢朝和匈奴一直保持着和親關係，基本上沒有大的戰爭。從而使漢朝經濟得以恢復，進而在和平環境下，達到了“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
這種情況在漢武帝即位後發生了轉變。
漢武帝繼位後，建元六年(前135年)在一些大臣的主張下，與匈奴進行過一次和親，之後就進入到了戰爭狀態.直到漢武帝死的近50年間，漢再也沒有同匈奴和親。
匈奴要求和親而不可得
已經通過和親獲得了巨大經濟利益的匈奴，並不想進行持續的戰爭，開始主動向漢請求和親：
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採用漢降將趙信的計策，派使者到漢，“好辭請和親”。漢大臣也有主張和親的，但沒有佔上風，和親未成。
《資治通鑑》卷2l載：“匈奴自衛、霍度幕(漠)以來，希復爲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
《漢書·匈奴傳》稱：“自是(衛青、霍去病擊匈奴)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
《漢書·匈奴傳》載：“單于遣使遺漢書雲：‘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閩大關，取漢女爲妻……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
《漢書·匈奴傳》載：“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疲極苦之。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
元封四年(前107年)，漢派王烏等人偵探匈奴。王烏因懂得匈奴風俗，“單于愛之，詳許甘言……以求和親”。
自衛青、霍去病大敗匈奴後，匈奴多次向漢甜言美語要求和親，作爲已經對匈奴戰爭取得重大勝利的漢武帝來說，這時以武力作後盾，以和親爲橋樑，漢匈必會出現一種新的和平局面，對於雙方都是有好處的。但是，漢武帝根本沒有誠意與匈奴和親，而是向匈奴提出了匈奴不願接受的附加條件：“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對此不滿，說：“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可見漢對匈奴請求和親的措置是不得體的。
此後同匈奴的戰爭與這次不得體的措置有很大關係。結果漢朝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也打得筋疲力盡，使人民陷於災難之中，國庫空虛。最後，武帝放棄輪臺，進行悔過。但是，已經造成了不良後果，很長一段時間經濟難以恢復。
昭帝、宣帝時期，漢朝還是強勢，當然沒有和親之舉。就在這時，匈奴中間卻發生了內亂，分爲五部，互相攻殺。
在這次內訌中，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相爭甚烈，最後郅支單于擊敗呼韓邪單于，佔有漠北的廣大地區。呼韓邪的處境十分困難。這時，左伊秩訾王勸他“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但呼韓邪的其他部下堅決反對，他們認爲：“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何以復長百蠻!”掣左伊秩訾力排衆議，堅決主張“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呼韓邪單于深深同意這一點，便於甘露元年(前53年)派其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漢朝拜。兩年之後，呼韓邪親自到長安朝見漢元帝，漢對他“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仍在漠北的郅支單于見漢朝出兵幫助呼韓邪，便與漢決裂，不來朝拜，向西發展，建昭三年(前36年)被甘延壽和陳湯殺掉。這樣，匈奴與漢的敵對勢力終被消滅。
郅支被殺，呼韓邪且喜且懼，上書漢朝，表示願意朝見漢元帝。競寧元年(前33年)，呼韓邪第三次到達長安，漢對他“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在長安期間，呼韓邪“言欲取漢女而身爲漢家婿”。漢元帝遂令王昭君出塞和親。
漢元帝就是此時將年號改成“竟寧”，希圖安寧。
因爲到了這時，漢匈之間已經處於戰爭狀態一百多年了，人民爲此付出的痛苦和代價太高了。漢元帝讓王昭君出塞和親，將漢匈之間的和親歷史又續上了，這具有不可估量的歷史意義。可以說，南北之間、漢匈之間又進入了和親年代，人民再也不用承受戰爭的苦難了。
王昭君是個有個性的女子
關於王昭君自願前往匈奴和親的原因，確實是當時的“潛規則”造成的。
元帝的後宮女子很多，不能全部召寵，便令畫工把她們的相貌如實畫出，漢元帝則按畫像選取美貌者召幸。宮女爲了受召，大都賄賂畫工，畫工則大量索取，多則數十萬，最少也不下十萬。惟獨王昭君不肯賄賂畫工，畫工自然沒有如實畫出她的美貌，致使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因此當呼韓邪單于向漢元帝提出娶漢女爲妻時，王昭君“乃請掖庭令(嬪妃居住的後宮稱掖庭，掖庭令即爲管理掖庭的長官)求行”…，出塞和親。
這段歷史記載於《後漢書》卷89《南匈奴傳》，應該是信使，劇作家曹禺將這段富有戲劇性的材料抹去，不見得明智。
在漢朝舉行的歡送儀式上，王昭君衣着美觀，舉止從容，充分顯示了她的美姿。漢元帝見此，“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
《後漢書·南匈奴傳》一段記載：“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
也就是說，她確實生的靚麗無比，而且也會在衆人面前展示自己，個性張揚。她後來成績卓著，後世知名，和她的這種個性是有關係的。假如說不是王昭君而是一個囁嚅懦弱的女子，便不會有這種成就。
歷史是青睞那些有個性、有膽略、有智慧的人的。
建昭六年(前33年)，王昭君頭戴紅暖兜(後人稱之爲“昭君套”)，身穿紅斗篷，向西北進發。經馮翊，過北地，然後路過上郡北上，到達西河;自此西行抵朔方;由此再往東北折去，到達五原。
秦直道變成了和親之路、絲綢之路
昭君和親走的道路，就是秦直道。
秦直道是公元前212年至前210年秦始皇命大將蒙恬監修的一條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縱穿鄂爾多斯草原，北爲內蒙古段，南爲陝北段。從內蒙古包頭市(古代九原郡)到陝西咸陽附近淳化縣(古代雲陽郡)
這條道是王昭君和親北上出塞的必經之路，這條路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支線、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在秦直道的起點包頭市麻池一帶，考古學家們1954年在發掘的漢墓回填土中就發現了篆字刻寫的“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文字和筒形瓦當。
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在《從西漢的和親政策說到昭君出塞》一文中說：“據考古工作者判斷，這些瓦當是屬於西漢末年的(見《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十期)。在呼和浩特市發現了類似的單于和親磚，上面也印有‘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文字(見邵適廬《專門名家》第二集《廣倉磚錄》，原物的一部分存內蒙歷史博物館)。這些單于和親磚雖然沒有製作年代，但和瓦當上的文字幾乎完全相同，是屬於同一時代的。”
這條道路上，出了和親之外，主要是運送南北之間往來的貨物，向北一直能夠達到貝加爾湖，中原關中產的絲綢布帛包括許多手工製品，原始瓷器特別是糧食都曾經源源不斷送往草原，草原也不斷回饋駝馬牛羊以及各種畜產品。只要是在和親的狀態下，這種貿易幾乎沒有中斷。
昭君出塞那年，本應是建昭六年(前33年)，由於昭君出塞在漢匈關係史上具有重大意義，漢元帝下令改元，將建昭六年改爲竟寧元年。漢元帝的詔書說：“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嚮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陲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應劭對“竟寧”的含義作了解釋：“呼韓邪單于願保塞，邊竟(境)得以安寧，故以冠元也。”
呼韓邪單于得到昭君，上書漢朝，表示“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又號王昭君爲“寧胡閼氏”。顏師古對“寧胡”作了這樣的註釋：“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
從這兩個舉動來看，呼韓邪單于是具有政治頭腦的，他完全清楚大漢王朝需要什麼。
昭君到了塞外，親手教匈奴婦女紡紗織布，縫衣繡花，播種百穀。她也學穿胡服，學吃胡餐，學說胡語，學唱胡歌。
王昭君和呼韓邪結合後，生一男孩，取名伊屠智牙師，後來當上了匈奴的右日逐王，東漢光武帝時被匈奴單于所殺。《後漢書·南匈奴傳》載：“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智牙師以次當[爲]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智牙師。智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智牙師被殺這一事件對匈奴上層影響很大，“比見智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
漢成帝建始二年(前31年)夏，呼韓邪單于死，王昭君悲痛不已，“上書求歸”長安，漢成帝則敕令她“從胡俗”。昭君只好忍受“子蒸其母”的委屈，再次嫁給了呼韓邪大閼氏的長子復株累單于雕陶莫皋(前3l一前20年)。
王昭君和復株累單于年齡相當，感情融洽，生下兩女，大女兒名雲，嫁給右骨都侯須卜當，所以，雲又被稱爲“須卜居次”(匈奴把公主稱爲居次)。王莽攝政時，爲了取悅太后，曾於平帝元始二年(2年)讓匈奴單于遣須卜居次“入侍”太后。小女兒的名字不詳，只知她嫁給當於氏，人們習慣地稱她爲“當於居次”。雲生一子名奢，後來當了匈奴的大且渠(官名)，小女兒生下一子即醯櫝王。鴻嘉元年(前20年)，復株累單于死，昭君從此寡居，當時約三十三四歲。
由於王昭君接續在漢匈和親歷史，鞏固了漢匈之間的關係。從昭君出塞的竟寧元年開始到王莽篡漢建新的四十年時間裏，漢匈雙方沒有發生過任何戰爭，而且匈奴前往長安朝拜漢庭。，加強雙方聯繫。比如，建始二年(前30年)，匈奴單于派其子右致盧兒王入侍，實際上，幾乎就是主動擔任了人質的角色。
河平元年(前28年)，匈奴單于派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人向漢奉獻，雖然奉獻的是什麼，數量多少沒有留下記載，但是，以“奉獻”之名朝拜，說明是對漢庭臣服的。
河平二年(前27年)，匈奴單于派遣使者朝貢，並上書漢成帝，表示親自到漢朝拜。河平四年(前25年)正月，復株累單于親自到長安朝拜，漢對其“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按照慣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二月，迴歸匈奴。
鴻嘉元年(前20年)，王昭君丈夫復株累單于病死，搜諧若韞單于繼立，“遣子左祝都韓王朐留斯侯入侍”。
綏和元年(前8年)冬，車牙若鞔單于死，烏珠留凝單于(前8年一13年)即位，也派其子訪問漢朝。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出使匈奴。
綏和二年(前7年)七月，單于再次派其子朝拜漢帝。建平二年(前5年)，烏孫王懾於匈奴的強勢，讓兒子到匈奴作人質，漢派使者責備匈奴單于，令其歸還烏孫質子，匈奴就服從了。
從表面來看，上述僅是匈奴單于及其兒子到長安朝獻，但這恰恰說明，匈奴對漢具有很強的隸屬關係，匈奴已由過去與漢的直接對立變成漢的藩屬，這有利於中華民族的鞏固及團結。而這種關係的形成的階段，正是王昭君在匈奴生活的時間，並且她的兩位丈夫都是匈奴單于，王昭君無疑在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這正如翦伯贊所說的那樣：“漢武雄圖載史篇，長城萬里遍烽煙，何如一曲琵琶好，鳴鏑無聲五十年。”
王昭君出塞後，曾兩次和匈奴單于結合，生兒育女。她的後代，繼續爲漢匈兩族的友好而奔波。王莽執政時，由於採取瞭如改“匈奴單于璽”爲“匈奴單于章”等錯誤政策，漢匈關係頓變緊張。這時昭君女兒雲、女婿當挺身而出，設法彌合。始建國五年(13年)，烏珠留若鞔單于死，昭君女婿匈奴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掌權，雲“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鹹厚善”，便擁立親漢的鹹爲單于——烏累若鞔單于(13—18年)，以此維護並發展與漢的隸屬關係。此後，雲和當一方面極力“勸咸和親”，另一方面又派人到西河“制虜塞下”告訴塞吏想見和親侯王昭君的侄子王歙。王莽派王歙和歙弟王颯出使匈奴，祝賀單于新立，賜給單于黃金、衣被和錦帛等物品。
天鳳五年(18年)，王昭君的親屬到了長安，王莽冊封當爲須卜單于，還準備派出大部隊到匈奴輔立，因當病死，這次扶植計劃沒有成功。不久，王莽以其庶女嫁給王昭君的外孫奢，將奢的爵位由侯晉升爲公吲，並想出兵擁立奢爲匈奴單于，因王莽被殺，這一計劃也沒能落實。
由此可以看出，雖然由於王莽民族政策的失誤導致了漢匈關係的緊張，但是，雙方始終未曾發生大戰，而且使臣往來仍絡繹不絕，這與王昭君的後裔和親屬的積極努力是分不開的。所以，昭君出塞不僅自己爲漢匈友好做出了貢獻，而且她所播下的漢匈友好的種子已紮根發芽，開花結果。
兩千多年前的漢代，就有與王昭君同時期的詩人焦延壽寫詩讚成和親，頌揚昭君，詩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受福”。(見《四部備要·子部》易林卷十二第四頁)。
由王昭君以及她之前的諸多和親公主開闢的和親之路，是一條和平發展之路，經濟往來之路，民族團結融合之路，是通往繁榮的道路，應該一直走下去。(王德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