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李自成爲何會走上起義的道路?發生了什麼?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明代在全國交通線上設有驛站，作爲政府上傳下報的通訊脈絡，也爲高官顯宦公務往來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條件。按規定，每隔十里置鋪，鋪有鋪長，六十里設驛，驛有驛丞。
鋪的主要責任是傳遞文書，在達官顯貴往來時也有導迎的義務。驛的主要任務是爲政府官員提供舟車、馬匹、伕役等交通工具和住宿膳食條件，也有傳遞緊急公文的責任。
初期，制度比較嚴格，未經朝廷允許，一般官員不能私自利用驛站。到明中期以後，隨着吏治的全面敗壞，驛遞制度也弊竇叢生。大小官員往來於道路時，常常任意勒索夫、馬。
甚至敲榨“折乾”，即令驛站提供超過實際需要的供應，其超過部分折成銀子納入私囊。這樣，就使驛站有限的人力、物力應接不暇，疲於奔命，甚至爲了賠補經費而賣兒賣女。天啓二年御史方震孺曾經說過：
至若驛遞，夫只有此數，馬只有此數，而自有東事以來，軍情旁午，差官絡繹，奚啻百倍於前。而欲其照舊支撐必無幸也。臣所經過，自通州次抵山海，見夫頭、馬戶以及車戶，無不泣下如雨，不忍見聞。而瘦馬走死道旁者又不可勝計。《淮南方孩未先生全集》
崇禎初年，御史毛羽健上疏陳驛遞之害說：“兵部勘合有發出無繳入，士紳遞相假，一紙洗補數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絲。”
崇禎二年吳甡也上言說：“今天下驛遞之疲憊極矣。……驛遞非破家蕩產以供，則鬻妻賣子以應。當此民窮財盡之秋，更罹狼吞虎噬之慘。”
地方官吏還任意剋扣驛站經費，貪污私肥，更使在驛站供役的窮苦百姓既填不飽肚皮，更養不起驛馬。陝西巡按練國事在疏中曾經指出：“秦晉驛遞，例不全給。今募夫之苦，更加十倍，故人人思逃。凡在衝路，宜全給以安人心。”
另一件史料《夏峯先生集》更具體地談到安定(今甘肅定西縣)的驛站情況：“安定站銀五萬有奇，每發不過一二千金。縣令例扣四百，餘始分給驛所。”
人馬飢疲，含辛茹苦，顛沛奔波於驛遞路上，這就是明末社會的又一個側面。康熙《隴州志》裏面保存着一首“執鞭士”(當即驛站馬伕，或稱驛卒)唱的《關山謠》：“肥馬血出，瘦馬骨折。行行行行，方知馬力。”
崇禎二年，刑科給事中劉懋上言，建議對驛遞嚴加整頓，重新規定使用驛遞的標準。他在疏中認爲經過整頓，革除各種弊病以後，驛站經費每年可以節省幾十萬兩銀子，移抵一部分加派的新餉。
崇禎帝聽說能夠撈到銀子，立即興奮起來，下令改劉懋爲兵科左給事中，專門負責驛遞的整頓事宜。表面上冠冕堂皇地宣佈採取這一措施，是爲了“革除濫給勘合火牌，以蘇民困”。實際上裁下來的驛遞經費，並沒有按劉懋的建議，用於抵消部分加派的新餉。
而是全部責令解部移作軍用。在劉懋的主持下，朝廷頒佈了新定的使用驛遞規章，同時宣佈裁減驛站經費。根據崇禎四年二月劉懋《驛遞裁扣事竣疏》中所列數字，各省裁節銀共計六十八萬五千七百二十餘兩。
在明末敗壞已極的吏治下，所謂整頓不過是一紙具文(86)。本來就困敝不堪的驛站，被憑空裁去了一大筆經費。劉懋建議的原意是割肉補瘡，本不足取，到了崇禎帝那裏，裁驛遞卻變成了割肉喂虎，不僅於舊瘡無補，反而又添上了新創。
隨着驛站經費的裁減，驛夫枵腹、驛馬倒斃的現象愈來愈嚴重了。大批原來依靠驛遞勉強維持生計的壯丁被迫逃亡，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加入了農民起義隊伍。楊士聰說：
天生此食力之民，往來道路，博分文以給朝夕。一旦無所施其力，不去爲賊，將安所得乎?後有自秦、晉、中州來者，言所擒之賊，多系驛遞伕役，其肩有痕，易辨也。
明末農民戰爭中傑出的領袖人物李自成，就是在驛站呆不下去了，才投身於農民起義的。正如史籍所說：“李自成一銀川驛之馬伕耳，奮臂大呼，九州幅裂”。由此可見，明廷的裁驛遞，對於迫使更多的貧苦羣衆走上叛逆者的道路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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