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時期發生的焚書坑儒到底是怎麼回事?每當一提起這個，那麼小編就不得不給大家詳細的說一下了
說秦朝和秦始皇，有個詞彙是避免不了的，就是“焚書坑儒”，這是打在秦始皇身上的獨一無二的標籤，是後來儒家對秦始皇殘暴行爲不滿的最嚴厲指責。這個詞彙說的是兩件事，一是“焚書”，一是“坑方術士”。
至於“坑方術士”爲何變成“坑儒”?現在比較公認的說法是，秦始皇下達了“坑方術士”的命令後，其長子扶蘇爲他們求情，話語中有：“諸生皆誦法孔子”的說法，所以被西漢時期的儒生們，認定爲秦始皇殘殺儒家子弟。
根據考證，方術士這個職業，最早出現在戰國時期的燕國、齊國，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山東部分地區，孔子是山東人，這些地區正好是孔子影響力最大的地方，所以，方術士中，有讀孔子書的人並不稀奇，當然，其中或許也有正兒八經的儒生。
方術士有一個別稱，叫“神仙家”，這是修《漢書》的班固給他們定的稱呼，班固是儒學大家，但他並不認爲方術士是儒生，《漢書·藝文志》中說：“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遊求於其外者也，聊以蕩平心意，同生死之域，而無怵惕於心中。”
在《史記》的表述中，儒家子弟司馬遷也並沒有說秦始皇“坑方術士”是“坑儒”。至於儒家的老祖宗孔子，他是知道方術士這個職業的，態度是趨於反對，他就說過“子不語怪力亂神”這樣的話，他肯定也不會認爲方術士是“儒”。
所以，“坑儒”是值得商榷的，但“坑方術士”確有其事，秦始皇一次坑殺了四百六十人是史實，這個沒法躲。不過，本文不是爲了爭論秦始皇是不是“坑儒”，簡單闡述兩句就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查找史料，然後根據自己的見解判斷。
本文想闡述的是“焚書”和“坑方術士”性質上的不同，以及在這兩件事中，秦始皇行爲上不同的原因。簡單來說，我認爲，秦始皇在這兩件事中，是做到了公私分明的，並沒有超出那個時代背景下，人們理解的法律範疇。
“焚書”是爲公，秦始皇的決斷，是在法律的框架裏行事，行爲上無錯
“焚書”事件起於博士淳于越在一次宴席上向秦始皇建議效古法今，恢復分封制：“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而丞相李斯堅決反對，並建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目的是爲了禁止民間百姓用古法來抨擊如今的制度和法律，禁止以私學誹謗朝政。秦始皇在這次爭論中站在了李斯一邊。
即使李斯不出頭，秦始皇大概也不會採用淳于越的建議，因爲，秦始皇本就是廢除分封制的最大支持者，淳于越的建議相當於在跟秦始皇唱反調，不過，秦始皇並沒有把脾氣發在淳于越等博士們身上，也沒有因爲有反對意見就大開殺戮，爲何?
淳于越的官職是博士，在當時，博士的職責主要有三項：“一曰通古今，二曰辯然否，三曰典教職。”博士就是用自己的學識充當皇帝的顧問，這個職位本就有“議論政事及禮儀”的權力，秦朝還有專門的“博士廷議制度”，用來討論國家大事。
博士的構成很複雜，可以容納各家學說的弟子參與其中，用各家的學說就某些政事提出建議供皇帝參考，然後，皇帝選出最適合當前國策的有利建議實行，從這方面來說，秦始皇起碼做到了文化上的兼容幷蓄，並沒有歧視哪家學說，可比後來的“獨尊儒術”開明多了。
淳于越和李斯的爭論，以及秦始皇贊同“焚書”的決斷，都是在“博士廷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的，淳于越的見解和秦始皇有分歧，或許他的見解還觸怒了秦始皇，但這是法律允許的，是淳于越擁有的職責和權力，類似的場景不止是隻有一次。
西漢史學家劉向編寫的《說苑·至公》中記載有一件事，博士鮑白令之就曾公然駁斥秦始皇：“所以自奉者，殫天下，蠍民力 。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而秦始皇的反應僅僅是：“面有慚色”。
這個態度可不像是殘暴的秦始皇，秦始皇不是應該剛愎自用?應該對反對他的人大殺特殺嗎?可見，秦始皇是能納諫的，即使並不符合他心意的諫言，其實，僅憑李斯曾寫的那篇著名的《諫逐客書》中的意見被採用，就知道，秦始皇沒有那麼獨斷。
淳于越和李斯討論分封制的對錯，以及“焚書”命令的下達，都是在合法的框架內討論，決策也是在合法的框架裏制定，是公事，秦始皇並沒有因有不同意見而遷怒他人，一切按照制度來就是，無非他是皇帝，他的偏向能影響到決策的方向而已。
拋開“焚書”是否錯誤，秦始皇本人在事件中並沒有做出什麼不妥的事，他只是做了一個裁決者該做的事，也沒有因此對反對者大開殺戒，行爲上是屬於公事公辦，後人可以探討“焚書”的影響，但不能以此來指責秦始皇殘暴，真殘暴?就該殺掉淳于越了。
“坑方術士”是爲私，秦始皇的行爲，對於皇帝而言，實在是正常
再來說被認定爲“坑儒”的“坑方術士”事件，這件事前後發生的緣由和性質跟“焚書”就大不同，從頭到尾就是秦始皇的私事。做了皇帝后，掃平六國的秦始皇，功績已經到頂了，中央集權制的社會改造也在他的監督下逐一進行，唯一需要的是時間。
在這種情況下，秦始皇想長壽或者長生不死就可以理解了，縱觀古代的帝王，哪個不想長生不死?有這個想法再正常不過。於是，就有人藉着秦始皇的這個想法來鑽營，方術士之一的盧生就跟秦始皇說，咱能搞來長生不老藥，給錢給資源吧。
秦始皇信了盧生的話，爲了得到長生不老藥，盧生說啥他都照辦，還辦了些勞民傷財的事，和嚴酷對待泄密者的舉措，比如：“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
可世上哪真有長生不老藥?秦始皇耗費巨資支持徐福出海尋找仙藥，可徐福後來不都嚇得不敢回來?打包票能搞到長生不老藥的盧生自然也是完不成任務的，於是，他也跑了，這個性質就是，盧生騙秦始皇花費了時間和資源，卻沒能搞來承諾能搞到的東西。
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記載，發現被騙的秦始皇勃然大怒：“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巿等費以鉅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
這事放誰身上也不能忍啊，何況還是一位掌天下權柄的皇帝，就連現代的騙子大多都知道，騙普通人後遺症不大，騙有錢人或有權的人，後果會很嚴重。別說秦始皇了，古代任何一位皇帝或權力人士，遇到這種事，都不會輕舉輕放，殺人是必須的。
而盧生在逃跑前，跟包括侯生在內的部分方術士聊天時，詆譭過秦始皇，說秦始皇很殘暴，喜歡殺人，不是個好皇帝，沒辦法，只能跑。類似言論就在這些方術士中間傳播，還傳得沸沸揚揚，秦始皇被騙還被罵，一怒之下坑殺“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
這就是“坑方術士”或“坑儒”的緣由，總的來說，就是秦始皇找了一堆方術士幫自己辦私事，結果，錢被騙走了，還沒有得到想要的東西，於是，殺人了。或許，現代人對於一次殺四百六十人覺得很殘暴，可別忘記了，那會是兩千多年前的古代。
即使不瞭解歷史的人，大概也都知道一個罪名叫做欺君之罪，任何王朝，不論明君和昏君，對於犯下欺君之罪的人和事，都是不會忍的，抄家滅族是常有的事，臣子一般也會支持，皇帝就是全天下最不能被騙的人，誰碰這個紅線誰死。
因此，秦始皇雖然是因爲私事殺人，但在兩千多年前時的社會道德觀念裏，是大多數人會認同的，一次殺人數量超過秦始皇的皇帝，在歷史上大有人在，秦始皇因爲這事被惦記兩千年，無非是儒家把“坑方術士”這事定義爲了“坑儒”。
而儒是自漢武帝之後，被指定爲官方唯一認同的，且是唯一意識形態的主流學說，世人皆學儒，秦始皇卻“坑儒”，他不殘暴誰殘暴?可在我看來，和影響到國家政策走向的“焚書”事件不同，“坑儒”只不過是一起因私泄憤事件，沒有對國家大事產生任何影響，如果不是儒學後來的地位，皇帝殺幾百個騙子，誰會在乎?
綜上所述，我認爲，“焚書坑儒”這個詞彙中描述的兩起歷史事件，連在一起講述是不妥的，“焚書”是爲了支持或鞏固某項國家政策，而制定的法規，是公事，“坑儒”僅僅是秦始皇因被騙後採取的泄憤之舉，是私事，但欺君之罪說是公事也未嘗不可。
秦始皇在公事中沒有惱怒，沒有殺人，公事公辦，反對者只要能說服他接受自己的見解，秦始皇不會真的剛愎自用，也不會刻意整人。而在私事中，秦始皇也只不過是展示了皇帝的權威不可欺，當然，這是以古代的道德準則認定的，也不可能拿現代的觀念去要求一位古代的皇帝，總的來說，對於法家思想薰陶下的秦始皇而言，這些都是正常的行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