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裏，陳壽是如何評價姜維的“九伐中原”呢？可以說這是小說家筆下極高的讚賞。
然而正史裏卻不是這麼回事。陳壽寫《三國志》替姜維立傳，對他的評價並不友好：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短短一句話，直接將姜維堅持一生的北伐斷言爲“追名逐利”、“窮兵黷武”，其言辭之犀利，可謂毫不留情。
而與此同時，作爲姜維的前任——諸葛亮五伐中原獲得的評價卻是“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被委婉地稱爲“有風度”的失敗。相比之下，二人高低立見。結果如此，必是原因所致。那麼，如果我們以後世人的視角來審視姜維的北伐，他究竟比諸葛亮差在了哪裏?
尷尬的內政
先從一件小事說起。公元261年，東吳大臣薛珝因購買戰馬一事奉命出使蜀漢。歸來後，吳主孫休問及當今蜀漢國情，他回答說：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有菜色。
大意是：主上闇弱而不知道臣子的過錯，臣子也苟且着得過且過，朝堂上沒有一句正直的諫言，田野間卻滿是飢餓的農民。這句來自盟國使臣的答話，因其具備的客觀真實性，歷來被當作蜀漢後主劉禪主政時期昏庸無能的證據之一。但其實從北伐角度看，這也恰恰暴露出了姜維北伐的第一個問題——內部混亂。
這種混亂首先體現在朝政上。在諸葛亮時代，蜀漢的朝政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高效廉明。由於劉備去世前賦予了諸葛亮“君可自取”的政治遺囑和諸葛亮本人多年來早已積累下的權威，受託孤之命後，諸葛亮在蜀漢的權勢可謂說一不二。
而他利用這份優勢，快速建立了蜀漢最初的朝局：以蔣琬、董允、郭攸之、費禕等爲主的優質官員在成都理政，將軍向寵等掌管中央禁軍，尚書令李嚴率軍把守江州防範東吳，自己則率主力屯田漢中，伺機北伐。這種分工明確、軍政結合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保證了蜀漢朝政的高效率運作，故而十分有利於諸葛亮的對外戰爭。
而到了姜維時期，這種“高效廉明”的朝政格局很快被破壞，其原因在於劉禪親政。在諸葛亮選定的接班人蔣琬、費禕以及“嫉惡如仇”的一代賢相董允接連去世後，劉禪之前被約束的昏庸無道很快便顯露了出來。
他親自掌政後，不但肆意重用黃皓、陳袛等無能小人，又僅憑諸葛亮的名聲連續提拔才能並不出彩的諸葛瞻(諸葛亮之子)，此外更是隨意任用朝堂之上的阿諛奉承之輩……
這種由皇帝帶頭的做派，引發了朝堂上拉幫結派、爭權奪利甚至互相打壓的局面，後果便是直接導致了朝政的混亂不堪，繼而嚴重影響到姜維出兵北伐的後方安穩——甚至到最後姜維本人還不得不遠離成都前往沓中屯田避禍。
與此同時，朝政的混亂不堪，又自上及下地影響了蜀漢的民生基礎。民生基礎是發動北伐徵集兵員、糧餉、器械的直接來源。在諸葛亮時代，由於蜀漢朝政的高效廉明，各地的官員嚴格執行朝廷的詔令，“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斂，無盡民財”。
大多數時候，諸葛亮通過促進蜀地農業、水利、絲織業等發展，使整個蜀漢的民生基礎得到比較大的提升，以保證北伐戰爭具備良好的兵員補充、糧餉供給。
然而進入到姜維時期，情況再一次類似。由於皇帝昏庸，朝政昏暗，各地官員大多換成了壓榨百姓的無能之輩。在他們的治理下，整個蜀地成了“經其野民有菜色”，人口和經濟發展都停滯不前甚至是倒退，民生基礎遭到了嚴重破壞。而這些，自然而然影響到了姜維北伐時籌措兵員、糧餉、器械等，軍隊的戰鬥力變得大不如前。
因此，在後方不穩以及軍隊素質下降的情況下，姜維發動的北伐往往虎頭蛇尾，甚至會出現大敗而歸的時候，相比諸葛亮時衆志成城、兵精糧足的北伐，便已然輸了一個檔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