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醋、下毒 、暗殺：愛演“宮鬥劇”的日本陸軍高層
1944年6月的一天，早晨6時，天剛矇矇亮，在日本山形縣的一間普通房舍中，3個人分賓主落座，相對無言。最後坐在主座的光頭男子拿起一份文件，放在兩位訪客面前。
這兩人趕緊抓起文件，只見文件的留白上寫着一行字“萬不得已時應使用非常手段斬殺東條”。見到這個批語，二人面露喜色，便要告辭。
光頭男子卻突然叫住他們：“現在這時候，做什麼都晚了!”卻又抓起一支紅色鉛筆，在計劃書後面鄭重寫下“贊成刺殺”。然後他擡起頭問訪客：“你們要怎麼刺殺國奸?”兩位訪客中有一人高大健壯，想也不想答道：“扔炸彈!”
光頭男子淡淡一笑，搖了搖頭，半晌說出一句：“津野田知重少佐，你知道習志野學校有一種氫氰酸毒氣彈麼?”隨後，又向訪客詳細介紹了氫氰酸毒氣彈的特點。
這個光頭男子，就是蟄伏在家，“閉門謝客”的預備役陸軍中將石原莞爾。他並沒有想到，自己冥思苦想一夜，制定的“毒氣彈刺殺”計劃把原定參與政變的皇族嚇得要死，最終導致陰謀敗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陸軍的指揮體系堪稱是參戰國中最爲扭曲的一個。在看似完善的體系之下，充斥着“下克上”和“獨斷專行”，各級將領之間爾虞我詐，互相掣肘、拆臺。
如果再聯繫到20—30年代日本陸軍中皇道派和統制派的爭鬥謀殺，我們實在難以想象，日本陸軍怎麼會把自己的指揮體系變成了“宮鬥劇”的大舞臺?
山下奉文
當然，在二戰期間，各國軍隊的高層中都充斥着政治鬥爭，既然“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那麼，軍事統帥就必須懂政治。但對於日本陸軍而言，中將以上的將領，首先應該是合格的政客，因爲日本的軍隊，從明治維新起，便是派閥政治的重災區。
二戰日本陸軍，幾乎沒出什麼名將，但山下奉文絕對是個例外。“馬來之虎”的威名，一度讓盟軍聞之色變。但有趣的是，山下奉文雖然有功，卻始終得不到提拔。甚至很快就被踢到中國東北的冰天雪地裏坐關東軍的冷板凳。直到1944年日本在東南亞一敗塗地之時，山下又突然被調回馬來半島，美其名曰“組織防禦”，實際上被拉出來爲日軍在東南亞暴行“負總責”。
不過，山下自己也確實是個戰爭罪犯。馬來戰役中，山下爲了替日本攫取經濟利益，大肆虐殺和搶劫馬來華僑，並且在馬來半島各地推行日軍軍票。1945年12月，戰犯法庭判處山下奉文絞刑。山下死後，他的部下在私下經常爲他叫屈，認爲有兩個人坑了山下。一個是東條英機，另一個就是二戰日軍中最有名的參謀之一，辻政信。
東條英機和山下奉文的矛盾由來已久。
二戰期間，日本陸軍中最剪不斷的派閥矛盾，就是統制派和皇道派延續幾十年的恩怨。山下奉文本人同情皇道派，而且娶了皇道派大佬永山元彥的女兒。而東條則是統制派的中堅力量。
東條英機與山下奉文的矛盾
在“二二六事變”中，山下曾試圖爲皇道派說話，因此徹底得罪了東條英機。在二戰期間，據說東條曾多次在昭和天皇面前說山下奉文的壞話，導致山下奉文在馬來立功後，天皇卻始終冷落他。
山下被調往中國東北，也是由於東條從中作梗。實際上，山下和東條兩人從陸軍中央幼年學校就是同學，在陸軍士官學校，東條是山下的師兄。後來二人又都曾在德國任職，私下裏早已熟識。但是據說二人的矛盾，就是從上軍校開始的。
東條英機
爭風吃醋的同學
日本的陸軍軍官培訓體系，基本是照抄德國。完整的陸軍軍官教育流程爲13歲進入陸軍幼年學校，然後進入陸軍士官學校(簡稱陸士)，再考入陸軍大學校(簡稱陸大)。
從1890年開始，日本陸軍已經基本建立起這三級教育體系，隨後各級學校的名稱曾多次變化，但是定位基本沒變。即陸軍幼年學校相當於中學，也是陸軍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陸軍士官學校用來培養軍官，而陸軍大學校負責培養參謀及高級將領。
因此，除陸大以外的日軍軍校，基本上歸陸軍教育總監部和陸軍省管理，唯獨陸大由參謀本部直接管理(實際上，中野學校因爲其特殊定位，也歸參謀本部直管)。
由此可見，對日軍中的將領而言，陸士和陸大的出身，就顯得尤爲重要。但是，正是因爲日本人太過重視“出身”，所以圍繞陸士和陸大，在日本陸軍內部惹出了無數的爭端。
首先，是進入陸士之前的經歷問題。從明治年間開始，陸士中的陸軍幼年學校畢業生與普通中學畢業後考取陸士的學生之間，就屢屢發生摩擦。陸軍幼年學校畢業生爲了提高身價，將自己稱爲“Cadet”，即“候補軍官”，甚至在簽名時，都要以“C.”起頭。普通中學畢業生，則被蔑稱爲“D”。
好不容易熬到畢業，“恩賜”又成爲畢業生們彼此記恨的主要原因。從明治天皇開始，日本皇室始終重視教育。爲了體現這種重視，就有了各種各樣的“恩賜品”。在恩賜品中，發放最多的是銀懷錶。
當時日本帝國大學、學習院、商船學校、陸士和陸軍騎兵學校畢業生中的優秀者，都會得到天皇恩賜的銀懷錶。在日軍的軍校，恩賜一般授予畢業生的頭兩名。除了銀懷錶外，各軍校優等畢業生還會受到諸如“軍刀”“指揮刀”“望遠鏡”和“短劍”等恩賜品。
畢業生從天皇或侍從武官手中接過恩賜品本身，就是莫大榮譽，這些優等生在進入軍隊後，就算是拿到望遠鏡，會被稱爲“銀懷錶組”或“軍刀組”，走到哪裏都會受到同僚的羨慕嫉妒恨。
其實，光是陸大本身，就足夠讓大部分日軍軍官心生嫉妒。在1936年之前，陸大有專門的橢圓形畢業紀念章。但由於陸大學生以此拉幫結派，惹得普通軍官將陸大學生稱爲“天保錢組”(紀念章形狀像日本天保時期流通的天保通寶)，最終日本陸軍乾脆取消了陸大畢業紀念章。
說起來，東條英機和山下二人，雖然同屬“天保錢組”，卻都不算是軍刀組，但山下本身是陸大的優等生，東條的學習成績卻始終不怎麼樣。但是東條也有自己的優勢，那就是他出身軍人世家，雖然自己腦子不夠使，但卻有一位陸大軍刀組的父親(東條英教與秋山好古同一期畢業，畢業時成績爲陸大第一期第一名)，因此在陸軍中仕途一帆風順。
上躥下跳的參謀辻政信
此外，東條作爲東京的世家子弟，自身的政治嗅覺和手腕也要遠強於山下。據說二人最初的矛盾就緣於出身和能力的巨大差異。
另一位把山下奉文坑得七竅生煙之人辻政信，在日本陸軍教育體系中的表現，則稱得上是出類拔萃。辻政信在陸士畢業時，拿到銀懷錶，1928年陸大畢業時又得到了恩賜軍刀。但是這位好學生在日本陸軍中的表現一直以坑人聞名。
在陸士學習期間，就曾經向東條英機告密，惹出了“陸軍士官學校事件”，把皇道派的真崎甚三郎大將拉下馬來。隨後在1939年的諾門坎事件中，辻政信再次表演自己眼高手低的特點，葬送了關東軍第23師團。
事後，他爲了保住自己，逼迫倖存的第23師團官兵自殺，自己卻在高層庇護下，躲回參謀本部，並且很快升爲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
在馬來戰役中，辻政信在善戰的山下奉文手下擔任參謀，因爲不敢對山下指手畫腳，乾脆躲到第一線部隊去擺官架子，惹得山下奉文在日記中大發牢騷。當英美盟軍投降後，辻政信又力主屠殺華僑，並且親自制定屠殺計劃。
但是讓人無奈的是，即便辻政信罪孽深重，他卻沒有落得山下奉文這樣的下場，甚至在20世紀60年代擔任了日本參議院議員的職務。
上躥下跳的參謀
爲什麼日軍之中會有諸多像辻政信和石原莞爾這樣，天下聞名卻眼高手低，上躥下跳卻僅爲參謀的人呢?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在於日本軍事教育自身的問題，一方面也是因爲日本軍事體系中封建殘餘太多的緣故。
日本的軍事教育體系，重視戰術和素質養成。這本是好事。但由於日本陸軍在文化和體系上，同時向法德兩國學習，結果日軍的軍事教育，即像德國陸軍一樣，重視圖上兵棋推演，又像法國陸軍一般，熱衷讓軍校學員摻和國內政治。
兵棋推演本是相當好的一種軍事教育和指揮工具，但是這套體系需要不斷根據現實情況，對推演規則和各種數據進行修正，這恰恰是對技術發展並不敏感的日本陸軍最不擅長的。
例如山下奉文和石原莞爾，分別略通機械化戰術和機關槍使用，結果竟然被吹捧爲日軍中的“技術型將領”。
正因如此，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日本陸軍的圖上兵棋推演開始流於紙上談兵，與歐美蘇各國軍隊的實際相差越來越遠。不過，由於大量中國留學生赴日本學習軍事，日本軍官又大量到中國擔任軍事顧問，因此日軍在兵棋推演中對中國軍隊的判斷和認識，始終相當準確。
本來，日本的軍事教育也很強調參謀旅行，這是增進見識，修正誤解的好機會。但是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日軍軍官的參謀旅行大多是圍繞兵地要志展開，很少潛下心來了解其他國家軍隊體系建設成果。
個別如山下奉文和石原莞爾，能夠在擔任駐外武官時學習一些歐洲先進的軍事科技成果，但更多的軍官，則是像東條英機一樣，把參謀旅行和駐外任務當作一個拉幫結派的好機會。
日軍參謀上躥下跳卻沒有好名聲的另一個深層原因，在於日本自明治維新建立新軍開始，就在軍隊中大量保留封建殘餘。這種封建殘餘，首先是士族在軍隊中享有崇高地位。
在幕末的倒幕戰爭中，新政府軍征討日本東北地方的部隊，都是由薩摩、長州、土佐和肥前等倒幕強藩部隊編成的。但由於倒幕強藩要拿天皇作爲大義名分，所以各部隊的總指揮，即東征大總督府的總督，由絲毫不懂軍事的有棲川宮熾仁親王及仁和寺宮嘉彰親王擔任。
而大村益次郎、西鄉隆盛和板垣退助等強藩大佬，只能以“下參謀”(參謀的職務都由皇族擔任)身份來行使實際指揮的職責。這基本可以認爲是日本陸軍中參謀架空主帥的濫觴。
當然，有些情況下參謀上躥下跳乃至發號施令，並不是代表主帥沒有主見。日本在千年的封建社會中，逐漸形成了一套下屬爲上級承擔責任的體系。在決策時，上級僅是對下屬意見表示首肯，事成之後，上下一起享受成果，失敗時則由下屬來單獨負責。
早在日本戰國時期，山本勘助等一批“懷刀”(日本人對參謀和軍事的一種隱晦提法)就不斷跟自己的上級一唱一和，用類似“演雙簧”的方式，來形成決議。
久而久之，這種傾向和日本封建社會遺留的重視“年功序列”的傳統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幾乎固定的決策體系，即一羣所謂參謀各抒己見，最後強勢者壓服其他人。而真正的決策者上級，冷眼旁觀，視自身的需要選擇是否首肯參謀吵出來的“公議”。
當然，類似的辦法用在軍事指揮上，並不一定有好的結果。例如在倒幕戰爭中以參謀身份掌握全局的西鄉隆盛，到了西南戰爭時身爲反叛的薩摩軍的主將，卻任由擔任參謀的桐野利秋、篠原國幹發號施令，最終落得個兵敗身死的下場。
當然這方面也有些比較好的例子，例如在日俄戰爭中，大山岩擔任日軍主帥，他性格開朗，每當屬下們無法形成決議，他就直接問參謀長兒玉源太郎：“兒玉君，咱們今天要打哪裏來着?”藉此來緩和氣氛。同樣的還有東鄉平八郎總是面無表情地聽着手下“智囊”秋山真之侃侃而談，最後點個頭算是同意秋山的意見。
但是，當參謀自認爲能力遠超過上級，而上級又執拗地固執己見，就可能出現兩方徹底結仇的情況。石原莞爾在擔任關東軍參謀副長時，與時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東條英機多次出現公開意見對立，最終導致二人徹底決裂。石原此後經常大罵東條是“上等兵”。1944年石原莞爾爲刺殺東條出謀劃策，很大程度上是緣於兩人的私怨。
山下與辻政信結怨，同樣因爲山下鄙視辻政信的能力和品質，對他提出的妙計不但不予採納，還屢屢公開駁斥，逼得辻政信跑到前線去耍威風，並且不斷利用與東條的舊誼，在背後惡意中傷山下奉文。而山下也多次公開罵辻政信是奸賊和小人，主帥和參謀至此徹底失和。
由此可見，所謂參謀發號施令，很大程度上是主帥放任的結果。如果參謀做出的決定真的與主帥意見相左，在等級森嚴的日軍中，上級可以很容易地利用手中權力壓制下級意見。
不過，從結果看，讓參謀上躥下跳，至少相當程度上爲主帥保留了好名聲。仍以山下奉文爲例。即便他已經被判爲戰犯，處以絞刑，仍不斷有人爲他開脫，認爲是擔任參謀的辻政信自行其是，才導致了對馬來華人的大規模屠殺和軍票氾濫等罪行。
由此可見，無論是參謀還是主帥，在推脫罪行之時，還真是一丘之貉，沒有什麼分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