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朝王權神佑的思想基礎上，周王朝形成了“天子”作爲君權神授人間代表的思想，這一思想對於中國社會和思想產生了長久的影響，成爲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核心內容之一。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一、“天”作爲至上神觀念的出現
《說文解字》當中關於“天”這一字的解釋爲，“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可見“天”的原始意義並沒有多麼神祕莫測，“至高無上”也僅僅是單純地形容天的高度，僅僅指自然的天空。
對於“天”的原始意義，郭沫若先生也是這麼認爲，“日月星辰所運行着的最高的地方稱天。”“天”作爲自然意義上的天空是早就存在的，直到殷商時期，根據甲骨卜辭的記載，天之一字還並沒有被賦予其他的意義，還僅僅是自然之天。
到了周代，青銅器與金文當中所記載的“天”便不再單純地表示天空。周人的“天”已經有了類似於商人“帝”的人格屬性，時人已經開始給“天”賦予宗教色彩。根據相關史料的記載，周代的“天”具備了以下特質。
首先便是自然之天。自然之天便是客觀規律，實實在在的客觀物質，與大地相對，是世間最高的地方，正是所謂的“天，顛也。”
《詩經·大雅·嵩高》當中的“嵩高維嶽，峻極於天”,形容的都是自然物質的天空。但是僅僅有着客觀物質意義的“天”在周初似乎並不是多麼重要，也不是統治者可以利用的對象。顯然，統治者更喜歡帶有神祕意義的“天”。
其次便是具有至上神意義的天，這也是周初統治階級所“喜愛”，可利用的天。天神可以降災也可以保佑周代，“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天神可以主宰周人的命運，“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天神還是來監管周代的，“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上天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根據人間的一舉一動降下災禍給予福澤。具有人格化意義的上天似乎與殷商時期的帝神重合了，“天”與“帝”都高高在上，不可捉摸，周代的金文當中確實也有“帝”、“天”並行的相關記載。可是，既然已經有了“帝神”作爲崇拜與統治的工具，爲什麼周初又有了新的崇拜對象?周人尊天自然有着自己的政治考量。
二、周初天命信仰的發展
商代的上帝結合祖先神靈，指導商王進行政治決策，也是商王統治四方的工具。但是在商王眼中，商代的上帝與他們並不具備血緣關係，所以需要另外借助於祖先神靈去與之進行溝通，時人對上帝的態度往往是敬而遠之的。儘管到了殷商時期“帝王合一”，人王也冠上了帝的稱號，但是此時的上帝依然是“外人”，彼此之間依然不是那麼親近。
殷商時期，“武乙射天”，“紂王慢於鬼神”，在周人看來，這便是對上帝的大不敬，也被周初的統治者利用爲發動滅商戰爭的有力藉口。武王滅商立周之後，“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俊世貶帝號,號爲王”，帝不再是人王的唯一稱號，“天子”開始用來指代帝王，並且與殷商上帝和人王之間的關係相比，大爲不同的是，“天”與周王真正具備了血緣關係。
周王號稱是“天之元子”，也就是上天第一個兒子，天之長子。周的百姓都是上天的孩子，特別的是周天子是長子，所以周天子便有了統治人間民衆的權力與威望。這一轉變似乎爲小邦周取代商統治四方尋找了合理藉口，也爲周代的兩大政治特色一嫡長子繼承製與宗法制的發展提供了前提。周代初期是繼承了殷商時期的上帝信仰的，也接納了商代的帝神。
周王朝的一系列祭祀禮制開始也是承襲於商,祭祀的權力掌握在王的手裏，選擇的祭祀日期也是和太陽有關，很明顯周初這些崇拜祭祀體系都是承接自商代。西周青銅銘文記載中，周初“帝”、“天”這些名稱都是並用的，《尚書·多方》當中提及，“洪惟圖天之命……厥圖帝之命”、《文侯之命》提到，“惟時上帝集厥命於文王”。
由此可知，周初上帝確實還是佔有一席之位的，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周初的統治者似乎有着兩種考量。其一，殷周之間的文化交流與文化認同。周開始僅僅是商朝偏遠的一個小小邦國，殷墟卜辭當中還記載有“命周侯”，可見“姬周集團接受過商王朝授予的官爵。”
周文王還有一個有名的別稱，便是“西伯”，西伯侯姬昌曾是紂王的母伯，可以說周的文化是跟殷商一脈相承的，小邦周對商的文化肯定會是崇拜的，而且周文王的母親還是商女，各種淵源使得周初繼承了一定殷商禮俗以及宗教信仰。
其二，周初統治者爲了人們的擁護，政治的穩定。毫無疑問，這也是關鍵因素。商朝擁有百年基業，統治四方長達百年，殷商的上帝崇拜已經根深蒂固，被各邦所接受。即便是商亡周立，思想意識也是一時之間很難轉變過來的。周初制度可以改變，但是思想絕對不是強制性命令可以扭轉的，只能徐徐圖之。
所以一開始“帝”並沒有退出政治舞臺，相反還幫着周初統治者籠絡人心，加速其他邦國的認同，鞏固周朝的統治。但是僅僅尊帝並不能滿足周王室的統治慾望，爲了令自己更加的名正言順，必須得有自己的神崇拜與信仰體系，所以周初統治階級擡出了姬周集團的祖先神一“天”，並慢慢的令其走上了至上神的位置。這時，周初的統治者又面臨這一個難題，上帝已經將統治百姓的權力交給了商，現在爲什麼周又代商而立?
三、駿命不易、惟命不於常
一般來說，天命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客觀規律、自然法則。另外一層意思便是上天對王權與人命的主宰。這兩層含義還有一個自然與神性之別，由神性向自然的轉變也彰顯着社會的進步。
天命觀念由來已久，早在原始社會，由於社會發展的侷限，面對神祕莫測的自然，原始先民簡單純樸的思想當中便產生了神性的意識，他們認爲有超自然的、強大的神靈在支配着一切。“野蠻人的世界觀就是給一切現象憑空加上無所不在的人格化的神靈的任性作用。”
在這些神祕現象建構的神靈世界裏邊，天命觀念初具雛形。但是，這時的天命觀念還沒有成爲系統的體系，還僅僅是先民們零碎的、混亂的思想雜糅。天命觀作爲一個正式的系統概念出現是在西周初期，以周公爲代表的周初統治階級的施政觀念充分表現了作爲系統概念呈現的天命觀。周初統治階級也正是借用天命觀去解釋爲什麼小邦周取代殷商統治四方。
武王借用殷商末期人王對上帝的不敬與侮辱發動了滅商戰爭，取代了商朝的統治地位。爲了人民歸順、鞏固統治一開始不得不將商人的帝也尊崇起來，即便是周人自己的“天”也是對“帝”的一種改良。既然上帝已經把統治權給了子姓商，爲什麼現在姬姓的周又有了統治天下的權力了?
商朝百年基業毀於一旦，被小邦周所取代，這一巨大的變化不光是給了四方百姓以衝擊，也讓周初統治階級進行了深深的反思，以周公爲代表的周王室將這一翻天覆地的變化都歸於天命，商亡是因爲天命，周代也是接受了天命才立國。
天命不常，天命是會轉移的。天命不常這一發展規律商代統治階級是沒有認識到的，所以他們也就沒有防患於未然，隨心所欲的統治終至亡國。但是周初的政治領袖卻通過商朝滅亡這一歷史事實意識到了，上天是不可信的，天命既然可以得到，那麼便同樣可以失去。
《尚書·康誥》當中的“惟命不於常”《大誥》當中的“天休於寧王，興我小邦周”，這些史料的記載無一不說明了天命是會轉移的，統治權並不是只屬於一家一姓，這也爲商的滅亡，周的興起作出了有力的解釋。
天命不易，周初天子不光是認識到了天命是會轉移的，他們還意識到天命得來的並不容易，正是所謂的天命不易。上天並不是隨隨便便褫奪了商的統治權，當然也不是隨隨便便就讓姬周接受了天命。
上天必然是會選擇符合自己心意的人王去代替自己統治人間，那麼符合上天旨意的行爲是怎樣的?符合上天心意的人王又是怎樣的?周初的政治領袖們又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縱觀先代的各位帝王，成湯是因爲賢明有德、任用賢臣、治國有方纔令商朝日益強大。
而商朝開始走下坡路便是後任帝王開始隨心所欲的進行統治，無治國之才也無治國之德，更有甚者王位傳到帝辛，紂王不光無才無德，還暴虐荒淫，最終忤逆了天命而亡國。周之所以得到了天命，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經過了幾代的積累。公劉、古公亶父、季歷勤修政事，積累了實力，爲“文王受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由此可知，在商亡周興的歷史發展進程當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便是“德”。有德之王纔是天選之子，才符合天命。同時，這也爲周初天子施政提供了借鑑。
四、 周王的天子名分
武王伐紂，周革殷命，代商而立，周初天子最需要的便是爲自己的政權尋求一個正當的說法，“正名”顯得尤爲重要。周天子在人間實權的地位是通過藉助神祕的天的力量來完成的，政權的合法性也是這樣解釋的，“惟我周王靈承於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周天子也借用天的名義懲戒過諸侯，爲了給自己的政權尋求合法性依據，也爲了約束震懾其他部落，周公開始制禮，規定了嚴明的尊卑等級制度，將周天子捧到了“天之元子”的神性地位，至高無上，獨一無二，此時的周天子已經和商王大有不同：“周初的王權和王的地位比殷商之王,地位大有不同。”
周初天子是絕對的一位，授民授疆土。周初雖然經歷了戰爭，還是一個新生的政權，但是經過姬周先祖幾代的積累，周王朝有着堅實的經濟基礎，註定了他們政治會有一定的高度，周公制禮又在思想層面爲王權的鞏固加了一把鎖。
五、總結
隨着商王朝被小邦周所取代，神靈崇拜也在周初經歷了質疑與改進，有了周代的色彩。周在繼承商代神靈崇拜的基礎之上加入了自己的特點，“天”、“天命”、“天子”觀念一步步地進入了歷史舞臺。周代形成了以“天子”作爲君權神授人間代表的思想。這個“天子觀”對於中國社會和思想產生了長久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