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新高度繁榮的時代，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詳細介紹。
在現代社會中，離婚是一件屢見不鮮的事，離婚之後，男女雙方的再婚更是稀鬆平常。但現代人總是對古代社會抱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爲古代女性的離婚和再嫁都受到封建社會的禁錮，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宋朝，就是其中的例外。
與人們傳統的印象不同的是，宋朝婦女離婚、改嫁的現象比較普遍。宋朝女性秉持着“能過就過，不能過離”的信念，無論是離婚還是改嫁都有自己的底氣。大家可能會感到疑惑，在程朱理學高度發展的宋朝，女性離婚和改嫁的現象爲何如此普遍?她們的底氣來自於何處?事實上，這份底氣一方面來自於社會風氣的變化，宋朝社會商品經濟高度繁榮導致社會各階層義利觀念轉變，女性離婚改嫁的輿論氛圍較爲寬鬆，另一方面，來自於宋朝法律對女性離婚改嫁權利的保障。
一、社會輿論氛圍寬鬆
宋朝理學興盛，兩宋時期，程朱理學興起併成爲官方認可的主流思想。理學家們大力宣傳女性貞節觀，鼓吹"從一而終"的觀念，如理學家程伊川曾提出“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女性貞節觀念……但在當時宋朝各階級來看，貞節觀都是與現實格格不入的。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上至宗室權貴，下至平民百姓，女性再嫁都屢見不鮮，著名的女詞人李清照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她在喪夫之後再嫁給第二任丈夫張汝洲，婚後發現他"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表示"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材"，毅然決定要和他離婚。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來，宋朝的貞節觀念在宋朝的影響十分有限，社會各階層的接受度並不高。
另一方面，宋朝的商品經濟高度發展，商業的地位提升，重利輕義的觀念蔚然成風，對傳統的重義輕利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衝擊。這種重利輕義的思想也同樣延伸到了婚嫁領域，宋人對女性的貞節觀有了新的思考和認識，他們認爲，女性守節對於自己和社會都沒有實際的價值，只不過是在浪費時間和青春。
因此，無論是王公貴族奏章、還是文人的詩詞都體現了寡婦不必守空門的思想。如，王安石的《發廩》中曾說道："築臺尊寡婦，入粟至公卿。我嘗不忍此，願見井地平。"就表達了王安石不忍見到寡婦獨守空門的思想。也正是因爲商業的高度發達和市民階層的興起，人們的思想相對而言比較開放，宋朝女性離婚和改嫁的輿論氛圍較爲寬鬆，這纔會出現“賣衣葬罷急謀嫁，富翁立待封居屋"的現象。
二、宋朝法律對女性離婚改嫁權利的保障
(一)女性掌握嫁妝的所有權
隨着科舉制度的不斷髮展，寒門子弟也擁有了階級上升的通道，有了入朝爲官的機會。因此，當時的男婚女嫁相對而言並不是那麼重視門第出身。但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父母都會爲自己的女兒考慮籌備一份厚厚的嫁妝，讓自己的女兒無論是嫁給富貴人家還是窮苦人家，婚後生活都不至於過分窘迫。
宋朝的法律對女性的嫁妝也有所保護，一方面女性在出嫁時可以獲得一部分豐厚的孃家財產，另一方面，宋朝法律規定嫁妝是女性的個人可支配，即便離婚也可以帶走，這就給了宋朝女性底氣，即便離婚改嫁也不用擔心無處可去。
(二)法律賦予較大的離婚自由
宋朝的法律在沿襲前朝法律的同時，對其進行了一定的修改，擴大了女性離婚的自主權。對於女性離婚的規定不僅僅侷限在“七出”“義絕”的範圍，而是新增了一些諸如婚內受辱可以提出離婚、丈夫犯罪可以提出離婚的有利於保障女性婚內合法權益的條文。也就是說，女性提出離婚的理由更加多樣，女性離婚也更加自由，且大多會獲得官府的支持。
綜上所述，宋朝女性離婚改嫁有底氣的原因有兩個。第一，隨着宋朝商品經濟發展，市民階層興起，“重利輕義”的思想成爲主流，加上程朱理學中關於女性貞節觀的思想的影響較爲薄弱，導致宋朝社會關於宋朝女性離婚改嫁的輿論環境相對而言比較寬鬆;另一方面，宋朝的法律對女性的婚內財產和婚姻自主權有一定保障，嫁妝作爲個人支配財產給女性帶來了一定的保障，使宋朝女性的婚內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同時法律對女性的婚姻自由予以一定支持，這也給了宋朝女性自由選擇離婚或改嫁的底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