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馬光兩個人因爲學術根基不同，政管理念不同，所以在“治道”上有徹底不同的取向。這是他們在觀念層面最大的分野。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更進一步地，在這個分歧傍邊還隱含着不同的哲學立場——他倆對人性的看法也不一樣。
王安石的人性論是：現實的人性遭到後天習氣的影響，是有善有惡的，可是人性最內涵的根源是善的。這是受孟子的人性論的影響。因爲人有善的根源，所以人心的本能是向善的，好的管理便是要把這個善的本能挖掘出來，提煉、擴大，變成準則和公共政策，變成一種從社會全體層面對公平、正義、功率、良善的尋求。一句大白話便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你看得下去嗎?我看不下去，於心不忍。所以要把這個“不忍人之心”轉化成一個關懷弱勢羣體，實現全體價值的“不忍人之政”，這便是王安石抱負的政治形式。
那司馬光的人性論，則認同漢代學者揚雄的觀念，“性善惡混”。人從歷史經驗教訓出發，也會有類似的感覺：人性是不一樣的，有善也有惡。性善的是少數;絕大部分人是平庸的、可上可下的;還有不少人是骨子裏壞透了無可救藥的。所以好的治理是防範、制約，要用非常嚴格的綱紀、名分、法律、制度來維護，這是原則問題，絕對不能打馬虎眼，不能給那些千方百計想要作惡的人留下任何理論和制度空間。唐朝就很典型，開國時候就有個玄武門之變，唐太宗李世民殺兄弟、逼君父，就弄得唐朝的經學家、理論家們很尷尬，講倫理的時候就得留下各種彈性空間和餘地，就得說“父子兄弟倫常很重要，不能骨肉相殘，但是有時候呢，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然太宗皇帝的面子沒法擱了。可是如果在政治理念的層面都不能明確高舉道義的大旗，那後果就不堪設想：武后篡權、骨肉仇殺、安史之亂、甘露之變，最後到晚唐五代藩鎮割據軍閥混戰，就是徹底人吃人沒下限了。所以在司馬光這裏，綱紀、名分、政體，比什麼都重要。
人性論不一樣，兩個人所理解的“天道”就很不一樣。王安石看到的“天道”的特點是：流轉、變化，在無常當中隱藏着某種規律，所以人要適應這個歷史時勢的變化、主動求變，有所作爲。而司馬光所理解的是一個相對靜態的宇宙和“天道”，他認同漢儒“天不變道亦不變”，綱常名分是天經地義，永遠不變的。所以政治的態度應該是謹慎守常，“利不百不變法”。
因爲對“道”的理解不一樣，他們對皇權政治的理解也就有很大的差異。他們兩人都強調尊君，強調君主在政治體系中的重要性。可是他們強調的方式是很不一樣的。司馬光認爲君臣關係是政治中最重要的倫常，是絕對不可以顛倒的，所以必須尊君，必須強調君臣的名分，強調臣子的絕對義務。因爲皇權政治內在的脆弱和不穩定性，在這個事情上容不得半點偏差，否則王莽、曹操、司馬懿，就是前車之鑑。但是從另一方面，司馬光也特別重視對君主權力的制約，皇帝要守規矩，要用紀綱來約束。因爲歷史上見過太多腦子進水倒行逆施的皇帝了。所以政治想要保持不壞，最重要的就是“政體”，這個體立住了，一個王朝纔有可能長治久安。
王安石也很重視君臣關係，也強調皇帝的自我約束，但是他對君主的作用有一個很不同尋常的理解。這個理解來自於《周禮》“王與冢宰以道揆事”的觀念，意思是在一個發達的官僚政治體系當中，君王和宰相應該超越於官僚體系之上，不是完全按照這套規矩程序來辦事，而是要從道的高度進行不斷地反思和變革。因爲官僚系統是很容易導致“官僚主義”的，人浮於事、因循苟且，這些官僚們沒有變革的動力，就是一份工作混碗飯吃，照章辦事，這是應該的。但是皇帝和宰相一定要跳出官僚的思維，要有政治家的意識，有頂層思維。就像在化學反應當中，要主動扮演攪拌器甚至催化劑的功能，這樣整個政治體才能保持活力，否則很快就變成死水一潭了。所以王安石認爲，君主不能不守規矩，但也不能太守規矩，要有真正的主體性，要會乾剛獨斷，要懂得不次用人。總之，要不斷地想着如何變得“更好”，這纔是一個政治家應有的責任和擔當。
這種理念層面的差別，也決定了這場改革最後的命運。客觀地講，王安石變法在宋神宗朝，不僅沒有失敗，反而是非常成功的。富國強兵的目標實現了，有大量證據表明“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完全可以實現。從宋代保存下來的很多未經加工篡改的一手材料可以看出：宋神宗朝在土地開墾面積、市場繁榮程度、經濟發展規模都達到了宋代甚至是中國古代史上的高峯，神宗元豐時期的吏治是整個宋代最好的，就連民變——就是民間大規模羣體性事件——數量都是最少的。而且這些很多都是到南宋時期，由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歷史書寫者記錄保存下來的，所以更能說明問題。
可是王安石變法最終還是失敗了。因爲王安石追求一個“更好”的變革理想。在中國古代皇權政治下，這個理想必須依靠皇帝的意志才能夠實現，否則寸步難行。
對於王安石來講，宋神宗是千載難逢的好學生：天資聰穎、謙虛好學，志向遠大，內驅力很強。所以他們兩個才能一拍即合。可是這麼好的宋神宗，還是有性格缺陷，做事情喜歡事必躬親。所以王安石罷相退休之後，他就大權獨攬，而且做事情不會抓大放小，執念太深、弦繃得太緊。就是那種一門心思奔着清華北大去，結果一次模擬考試沒考好，絃斷了，健康毀了，英年早逝。接下來呢，依靠血緣傳承的皇位，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沒辦法保證皇帝死了之後他老媽不會來拆他的臺，也沒法保證繼承人的政治素質。就算他兒子宋哲宗也是一個很不錯的皇帝，可從小生長在高壓環境中，弦比他老爸崩得更緊，二十來歲就英年早逝。再接下來，皇位終於傳給一個會放鬆的人了——宋徽宗，他老人家倒真是很長命，可是他最後把北宋王朝帶到溝裏去了。
我認爲這是中國古代政治變革當中最根本的矛盾：王道需要王權作爲載體，但是王權的脆弱和不穩定，又決定了它承載不了王道的理想。所以“變革”會成爲一件高成本、高風險、不穩定的賭博性嘗試。一不小心，皇權過度膨脹，反而會帶來新的問題。反過來，固守祖宗之法，求穩、少變，各種意見相互制約，雖然效率低一點，處處掣肘，但是可以維持一個將就的平衡狀態。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就可以理解司馬光，理解很多反對變法的士大夫們——把改革的希望寄託在皇帝身上，真是太不靠譜了。恪守祖宗家法，保持“不壞”，成了一個理性的，也是穩健的選擇。宋代以後幾個王朝基本上都是按這個套路走下去了。
那司馬光成功了嗎?其實也沒有。大歷史告訴我們，政治真就像考試一樣，八個字“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追求“更好”，很大概率就會變得“更壞”。政治如果沒有高遠的理想和目標，想要通過固守成法來維持一個王朝的體制長久不倒，是絕無可能的，元明清三朝都這樣，到中後期，一旦形成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集團，就是貪污腐敗、民不聊生。
所以，中國近代的革命和當代的改革，還是走回到了王安石追求“更好”的道路上來。“天下爲公”的理想，共同富裕的願望，成了整個社會的普遍共識。今天中國主流的政治文化，就是要求不斷精益求精的“更好”的狀態。這次抗擊新冠疫情就很典型，中國的態度就是更好、更好，還得更好，嚴防死守，直到把病毒消滅掉。因爲像病毒這樣的對手，不用強力的，甚至是拼命的態度去對付它，那就只能等着羣體免疫了。
這種對更好的追求，就意味着每次考試都是奔一百分去，壓力特別大，而且經常吃力不討好，很容易捱罵。但是，高水準的治理體系，也正是在這樣的捱罵當中，才能夠不斷錘鍊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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