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盛世”有三大危機?盛世之下藏着哪些問題?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帝王。他建立了一個國家前所未有的尊嚴，他給了一個族羣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國號成了一個民族永遠的名字。漢武帝倚仗祖宗四代先人積累下來的雄厚國力，他開拓疆土，徹底解決了匈奴問題，並將漢朝推向發展頂峯。
但漢武帝“盛世”之下卻潛藏三大危機。
一是土地危機。漢武帝作爲全國最大的地主，他徵收全國的田租賦稅，用來作爲官吏俸祿和軍費開支，稱爲“天下經費”，由大司農(秦稱治粟內史)掌管。一切山林、川澤、陂池、苑、商市、鑄錢的收入，都歸皇帝私人收入，稱爲“私奉養”，由少府掌管。此外，還經常沒收罪人的土地、奴婢做爲財產。貴族、官僚有一部分是有高爵的“封君”，他們除享有皇帝封給的租稅之外，還直接買佔土地、奴婢。
原來隨從劉邦征戰過的中下層軍官，由於受到的“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優遇，大部分迅速變成新的地主，成爲土地兼併者。至於劉姓宗室，功臣後裔，六百石以上官吏及其族屬，都尉以上軍官及家屬、博士官弟子、鄉三老、孝悌力田，家有車騎一匹的富戶，都享有一定的特權，免賦免徭。
這些擁有大小特權的羣體，經濟勢力自然膨脹的很快。至於一般豪強地主，在輕徭薄賦政策之下，也迅遠發展勢力。他們出租土地，收取十分之五的租，成爲“以武斷於鄉曲”的“豪黨之徒”。商人也出來湊熱鬧，所謂“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樑，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出現了許多大鹽鐵商，這些貨們囤積居奇，乘時逐利，交通王侯，勾結官吏，操縱谷價，放貸取息，加速了農民的破產流亡。
當時普通農民羣衆，五口之家耕種約百畝的小塊土地，西漢田租名爲“什五稅一”或“三十稅一”，看着不高，實際還有口賦、算賦、更賦，都要出賣穀物變錢交納，折算下來已達到農民年收入的十分之五。終年勞動所得除交納租所剩無幾，還得服兵徭服役。
二十三歲至五十六歲男子要服兵役二年，一年爲正卒，守衛都城;一年爲戍卒，戍守邊境。服役者的一部分服裝、武器都得自己掏錢置辦，朝廷是不管的。
當時物價還奇高，比如作爲重要生產的耕牛，一頭值千餘錢或高達數千錢，馬就更貴了。老百姓必須賤價出賣穀物而用高價買進耕畜、農具和其它必需物品，所以要擴大生產就十分困難，即使維持原有水平也並不容易。
許多農民在沉重租賦壓榨之下，又加水早災害襲擊，高利貸盤剝，所以往往遭到“賣田宅，子孫以償債”的命運。破產農民爲了餬口，不得不依附於豪強地主，變成佃耕農民或傭耕者。郡縣官吏畏懼大家，不敢督責，又要粉飾治績，就把減少的租賦額攤加在尚未破產的編戶農民頭上。租賦愈沉重，逃亡者則愈增多，逐步加快豪強地主兼併土地和人口趨勢。
二是奴婢問題。西漢時官私奴數量很大，官奴婢多來源於被沒收的罪犯家屬，私奴婢主要來源於破產農民。他們迫於賦稅、天災，將自己子女抵押給債權者，無力償饋，結果人就被拉去賣了，變成奴婢。也有被人略賣爲奴婢者(屬於綁票一類性質)。
當時有公開買賣奴婢的市場，所謂“置奴妽爲市，與牛馬同欄”。貴族、官僚及一般地主、商人家中奴婢以千百計，被用來從事家內服役、農田生產手使作業，以及其它雜役和販運經商。
漢代法令規定禁止掠賣人口爲奴，主人不得隨意殺死奴婢，殺奴須經官府覈准，但規定歸規定，實際上奴婢生命並無保障，往往被殺了也沒人管。隨着破產農民淪爲奴婢人數增多，影響經濟發展和朝廷賦稅收入，成爲西漢時期的嚴重社會問題。武帝時董仲舒就主張“去奴婢，除專殺之威。”不過說說也是白說說，沒有任何實際措施和效果。
三是財政問題。漢武帝統治時期，開始了對匈奴的反擊戰，打仗就是燒錢，戰端一開，花錢如流水，所以軍費開支巨大。漢武帝作爲皇帝，肯定要吃好點，穿好點，沒事還要多納后妃老婆，老婆多了就要蓋房。所以從前一一五年(元鼎二年)起，大事修築豪華宮殿，繼柏樑合之後，又修建規模更大的建章宮，宮中立神明臺，井榦樓高五十丈。爲了長久享受當前美好生活，漢武帝十分注意身體健康，要求創造醫學奇蹟，長生不老，所以尋神仙，求仙藥，也費了大量財物，武帝爲了尋求神仙，賜方士欒大僮千人，金十萬斤。此外，旅遊、祭祀、給朝臣發獎金和薪俸，都需要大量金錢，每年所需槽糧由漢初的數十萬石增到數百萬石，增加十倍不足。財政開支浩繁，五六十年間積累起來的對富，幾乎全被消耗掉，因此造成財政空虛。
爲了解決財政危機、國庫空乏，大漢經濟官員們實行了一系列財政措旋。首先增稅，加口賦爲二十三文，並改從三歲起徵，將原來自由經營的鹽鐵、釀酒、鑄錢，收歸國有經營，還對舟、車、牲畜都規定了徵收捐稅數額。
其次是發行高面額貨幣。推出皮幣、白金三品等大面值鉅額貨幣。爲實行這些財政措施，武帝任用當時的大鹽商東郭成陽爲大農，大鐵商孔僅、洛陽賈人子桑弘羊爲侍中，主管其事武帝雖任用一些大商人爲官，打破漢初以來禁止賈人仕宦爲吏的規定。
第三是進行官倒。前一一0年(元封元年)，武帝又採納大農中丞桑弘羊的意見，實行平準均輸制度，分遣大農部丞數十人至各郡國設立均輸官，讓他們利用各地繳來的租賦財物，像商人那樣進行轉手交易販運。
又在長安設平準官，總管全國各地均輸官運來的賦物，除去封建統治集團所需之外，均用來從事官營商業活動，“賤即買，貴則賣，以之營利，說白了。
第四是賣官鬻爵。賣爵與贖爵是解決財政問題的重要辦法，因爲歷來想當官的人太多了。前一二三年(元朔六年)，武帝設置武功爵十一級，低級可以免除徭役，高級可以授予官職，買官條件也大大放寬，甚至用一羣羊都能還來一官半職。犯了死罪也不用怕了，只須交納五十萬錢即可免死。
武帝新經濟政策實行的結果，大大彌補了大規模用兵軍費開支的不足，和爲他本人的宮廷侈奢提供了經濟來源。但與此同時，在兵徭負擔已異常沉重的情況下，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
強盛的西漢封建王朝的統治危機，到漢武帝晚年已經開始表現出來。大規模戰爭中的兵役、徭役、賦稅是人民最沉重的負擔。《史記·平準書》記當時徵發兵福的情形是：“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干戈日滋……中外騷擾。”加上武帝的財政經濟政策的實行，使人民處境更加惡劣，不滿情緒普遍增長。大約到前一OO年(天漢元年)後，流民愈益增多。前一O七年(元封四年)，關東流民已達二百萬口，其中無戶籍者四十萬，大批農民已經脫離了編戶的封建控制，同時在各地又發生了騷動和起義。
東方的騷動和不安也漸漸波及三輔一帶。在武帝所居的建章官中，據說也發現了刺客。當時長安聚集着許多方士神棍巫婆，宮女和貴族們多信奉巫蠱。正值武帝在病中，寵臣神棍江充因與太子劉據有矛盾，遂訛奏帝疾是巫蠱作祟。武帝命充爲使者進行察治，察治結果，據說在太子據牀下掘得木人。
太子沒處說理，恐懼之下乃矯詔發兵誅江充。武帝命丞相劉屈鰲統兵鎮壓，雙方戰於長安城中五日，死數萬人，太子敗逃後自殺。這是前九一年(徵和二年)七月發生的事。巫蠱事件增加了不穩情勢，迫在眉睫的統治危機追使武帝不得不考慮對策，以挽危局。
前八七年(徵和四年)，漢武帝頒下著名的罷輪臺屯田詔的罪書，也就是自我檢查，表示過去興師遠征是自己的過失，以後要停止用兵取“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無乏武備而已”的政策，以減輕人民的負擔，並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意“思富養民”，任趙過爲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以提高農業產。又廢除了“告緡”令。武帝作了這樣決策上的重大改變後，也在前八七年(後元二年)死去。
武帝死後，前八六年(始元元年)，少子劉弗陵(七歲)即位，是爲昭帝。根據漢武帝遺命，由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石單)、左將軍上官桀、御史大夫弘羊，共同輔政。基本上遵循武帝罷輪合屯田詔書精神主持國家政務。霍光掌政後，幾次讓昭帝下減免賦役田租，以苑囿土地貸與貧民，削減槽糧數量。這些緩和政策實行的結果，使流離人口漸漸歸還鄉里，使農業生產又有些恢復。
前七四年(元平元年)，昭帝死。光迎立武帝孫昌邑王劉賀即位，因不受光約束被廢，又立武帝曾孫劉詢(太子據之孫，十八歲)，是爲宣帝。在經濟上仍執行緩和政策，繼線以公田假與貧民，減口算賦三十錢，降低鹽鐵價。他由於昭、宣時期這種緩和政策的實行，遂使度動搖了的西漢封建統治又暫告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