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北宋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歷史上所謂的“奸臣”，則是指對君主，逢迎獻媚，迎合溜鬚，結黨營私，排除異己，自私自利，從不大公無私的提醒警示，不忠於君主;欺下瞞上，對下百姓爲己利益打擊報復、橫徵暴斂，濫殺無辜。甚至弒君殺臣，弄權誤國營私、殘害忠良之臣。
中國歷史數千載，宋朝的奸臣卻最多，且都很出名。除了以大奸臣蔡京爲首的“北宋六賊”以外，還有李邦彥、張邦昌、秦檜、史彌遠、賈似道、留夢炎等多人。都知道，奸臣之所以可恨，不僅在於他們陷害忠良，殘害百姓，還侵佔國家財產，造成國家利益的損失。
而且，這些奸臣們，結黨營私，霍亂朝綱，他們爲了一己私利，不惜犧牲國家的利益。面對外敵，他們不主張反抗，卻委曲求全，妥協退讓，奸臣內部相互勾結，讓國家的貧富差距急劇加大。此外，官場上的奢靡之風盛行，沒有報國之心，只想着升官發財。
其實，宋朝在歷朝歷代中，經濟是最繁榮的時期，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對這種繁榮進行了惟妙惟肖的描繪和再現。
然而，經濟的發展不僅沒有給百姓帶來實惠，還沒有使百姓變得富足，因爲，經濟發展的成果並沒有惠澤萬民。此外，這種表面的繁榮背後，卻帶來了土地的不斷兼併，大量農民破產，貧富差距加大。當時，宰相成爲了大地主利益的代表，不僅組成了瓜分民脂民膏的一大集團，還佔有了經濟發展的大部分成果，使得官僚成爲全社會最富有的階層。這其中，宰相則成爲了整個利益集團的最終受益者。
可見，在社會經濟畸形發展的宋代，貧富差距突出，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而朝廷則對這種情況視而不見，甚至，沒有一個好的辦法，也沒有制定相應有效的措施，以控制這種貧富差距的拉大，來抑制豪強的擴張。
正是因爲這個原因，從宋朝開始，農民起義在各地時有爆發，各個階級之間的衝突不斷加劇。
而且，在這些鬥爭中，宰相又被稱爲“維穩活動的總指揮”，始作俑者成爲了衝突的解決者，看似非常諷刺，但的確就是這樣。
此外，面對這種此起彼伏的動盪，宰相們既想着一手遮天，又想着表面和氣。所以，他們必須使出渾身解數，必須用到那些勾心鬥角的計量，比如：爾虞我詐、欺上瞞下、結黨營私、打擊報復、栽贓構陷等一切陰謀手段。由此，通過這樣的千錘百煉，讓一代代大奸臣百鍊成鋼，橫空出世。
並且，兩宋時期的基本國策，都採取的是韜光養晦的辦法。一直以來，外敵虎視眈眈，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宋朝的統治者們並沒有採取積極的對抗政策，而是事事躲閃，始終抱着妥協退讓的原則不放。別說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算是被人逼到牆角，都是接連告饒，連一點奮起抗爭的豪氣都沒有。
因爲，他們面對強敵的唯一辦法，就是“議和”，主張用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各種爭端，哪怕是別國的侵略，也是以和爲貴。而且，大宋的所謂“議和”就是實行免費贈送，只要外敵不來侵犯，喜歡什麼就給什麼，要什麼就給什麼，不斷給外敵送錢送物，以求一時苟安。
因此，從北宋末期到南宋與金、元的“議和”，除了輸送錢物之外，還不斷送去土地，最後，將大好河山全部送完了。
此外，在宋朝，宰相主持內政外交，因此，他們在“議和”的舞臺上，有着非常廣闊的表演舞臺，有足夠的發展空間。也由此，給他們成爲賣國求榮的大奸臣提供了非常多的“機會”，促使他們墮落。
歷史上，秦檜、史彌遠等多個宰相都親自擔任過議和使臣，主持過相關的議和事宜，賠過錢，給過地，送過好多好東西，來換取表面而短暫的“和平”。而且，宋朝的統治者們，還利用嚴密的科舉制度，以及與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導向，對人們的思想進行束縛，直接鉗制住人們的行動。
所以，也催生出了宋朝的儒學思想。在當時，很多知識分子求學、做官，不是爲了改變國運，治理天下，改善民生，而是爲求官發財。像秦檜、留夢炎等衆多宰相，都是進士出身甚至狀元及第，但最終，卻淪落爲歷史上最著名的大奸臣、賣國賊，這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此外，在宋朝，另外一種繁榮則體現在詩壇上。
正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當時，國家的命運多舛，使很多詩人只能通過詩作來抒發自己內心的憂國憂民之情。在這些詩人身上，依舊保留着傳統文人以天下爲己任的使命感，創作出了許多光照千秋的篇章。但從朝廷自上到下的整體思想引導下，多數的知識分子已經變得“不務正業”了。
都說知識改變命運，一個國家的興衰與先進的思想，必然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是，當這些本應該有着先進救國思想的知識分子們，不再關心國家民族，而把當官作爲滿足自己醉生夢死，實現享樂生活途徑的時候，這個國家必然要走向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