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古代權力的“偏房陷阱”，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名分”這種理念的源泉是孔子的《春秋》。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和朱熹的《資治通鑑綱目》在名分觀點上，繼承發揚了孔子的思想。“名分”，可以說是儒教理學中的代表思想，在這樣的理念下，中國維持了數千年的文明。古代中國人十分講究名正言順，因爲，那時候“名分”纔是權力的合法性來源。
譬如：古代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度，雖然，一個男人可以有許多的女人，但是，正妻和妾室卻有實質的不同，男人的原配通常享受使喚妾室的權力。即便如此，實際情況可能會與之有所出入。因爲，有些貌美的妾室會藉助自己的外貌優勢，從而，獲得丈夫給予的特權。
甚至，有時候妾室的權力會越過原配在家中享有支配的權力。
妻妾在家中爭寵、爭權，而臣子又何嘗不是在官場上爭權、爭勢呢?
因爲，帝王在權力的分配方面，也遵從正室搭配偏房的結構。這裏的“正室”指的是：以宰相爲首的官僚體系。這些人，基本上算是國家權力的代理人。但是，帝王爲了避免一家獨大，便會在“正室”之外另起爐竈，讓“偏房”代行自己的權力。
那麼，官場上的“偏房”又指的是什麼人呢?
在《清稗類鈔》中，收錄了晚清大使郭嵩燾的一篇史論：
“漢、唐以來，雖號爲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
郭嵩燾列舉的這些與君王共事的人物，基本上都可以納入隱形權力集團。在表面看來，這些人並沒有治理天下的權力，但是，其卻憑藉與權力核心的緊密關係，實現對朝政的長久把控。他們相較於正統的官僚系統，顯然就是因爲受寵而得勢的“妾室”。
“獨裁專制”雖然是對古代帝王權力的綜述，但是，具體的情形卻與之有所不同。因爲，從漢代以來，除了一些才華出衆的帝王能獨立處理朝政事務之外，基本上，皇帝獨裁的情況是不多的。像郭嵩燾說的那樣，雖然稱作君王，卻沒有獨裁的實力，所以，並不能有所區別。
然而，出現這樣的問題，則在於權力被誰“分寄”。
皇帝與宰相一同治理天下，其實，也是很正常的制度安排。因爲，君主向來都是國家權力的行使者和象徵者，但是，卻沒有必要事事親力親爲。而朝中的宰相作爲首腦，他的責任就是輔佐天子，處理政事，基本上什麼事情都要管，這也是明代之前確立的正式制度。
宋朝曾有一位官員對皇上說：“權歸人主(皇帝)，政出中書(宰相)，天下未有不治。”可以說，宰相的執政權力是由國家的制度所賦予的，它也是被正統所承認的。所以，若有君王故意繞開宰相發號詔令，則被認爲是一種違背制度的行爲。
因此，用古人的話來說：“不由鳳閣鸞臺(宰相機構)，蓋不謂之詔令”;這樣的“詔令”甚至會受到臣下抵制，“凡不由三省(宰相機構)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
可見，帝王和宰相的權力是相輔相成的，這種權力分配製度也是合法合規的，所以，西漢時出現與宰相共治天下的局面，也是不足爲奇的。
但是，有一種情況卻不正常，即：與外戚共治天下。
要知道，外戚依賴的，不過是其與統治階級的特殊關係。由私人關係衍生的權力，其實，算是一種制度之外的隱形權力。若將宰相統領的官僚集團比作帝國的“原配”，代表正統的權力體系;那麼，外戚這種隱形權力便是帝王的“妾室”，算是一套沒名分的“副權力系統”。
“正室”與“偏房”共存局面的出現，最初是由漢武帝開啓的。當時，劉徹自視能力很高，不願意事事經過宰相，便直接將宮內的宦官、外戚、尚書等組建成了一個“內朝”。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內朝”便將“外朝”這個正式權力機構的代表架空。
從正式名分來說，當時的內朝組成人員並沒有什麼權力執政，甚至，其中的一些人還並不是朝廷任命的正式官員。但是，這些人卻因爲被帝王視爲親信，所以，不僅能提前預知政事，連隱形的權力都特別大。有時候，內朝的權力完全能夠與外朝對峙，甚至凌駕於外朝之上。
但是，內朝的權力無論多大，其終究是一個沒有名分的“妾室”。也正因爲其權力缺少合法性，所以，只能緊緊依附帝王，依靠他們之間的私交來維持權力。而這，不僅使得內朝人員特別聽從皇帝的指揮，還使漢武帝實現了自己獨裁的目的。
但讓他沒想到的是，曾經一手扶持起來的內朝，居然也有不聽話的一天。在劉徹去世之後，國家理所當然的出現了外戚干政的情況。最終，西漢葬送在了外戚王莽手中，這也是歷史的詭異之處。劉秀在建立東漢後，他充分吸取了西漢外戚干政的教訓，通過設立“尚書閣”來架空三公的權力。
之後，一切的命令和詔書，都需要經過尚書檯來稟告皇帝，並最終由皇帝決定。當時，人們稱其爲“雖置三公，事歸臺閣”，這種分配權力的模式，其實，也是在“正室”之外另設“偏房”的手法，最後，皇帝再借用“偏房”實現獨裁專制。後人評價“兩漢政出於二”，無論西漢還是東漢，基本都是複式的權力結構。
但是，這種“政出於二”的權力結構，也是兩漢的最大問題。同當初劉徹組建內朝的初衷一樣，光武帝也建立了尚書檯這個“偏房”權力系統。劉秀的本意是要遏制，甚至擺脫正式權力體系對皇權的控制和威脅，但最後，卻是鬧劇再次上演。羽翼日漸豐滿的“偏房”，最終，還是脫離了主人的操控。
光武帝死後，其曾經建立的尚書檯，卻沒有如他所願控制正式權力的擴張。在東漢後期，豪族及外戚等權勢大臣，紛紛用“錄尚書事”的幌子進入了尚書檯，最後，壟斷了朝政。
建安元年，曹操通過“挾天子以令諸侯”接回了漢獻帝。他當時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皇帝賜給自己“錄尚書事”的權力。倘若君王想要奪回自己的權力，就必須另外扶持一個“偏房”，也就是所謂的副權力系統。東漢後期的朝堂，基本上是宦官和外戚輪流幹政。
東漢的皇帝與臣子爲了權勢爭鬥不止，但最後，卻是權臣取得了勝利。東漢最後被門閥和權臣瓜分殆盡直至顛覆，之後，唐代的君王們爲了限制正式權力系統，便另外設立了宦官干政。但是，這些“偏房”就像不可逆的程序，一旦開啓便無法回頭。唐朝末期的宦官，手中掌握的權力越來越大。
這些宦官不僅凌駕於正式權力之上，甚至還操控帝王的廢立生殺，可謂是權勢滔天。一直到宋朝，正式的權力系統纔得到應有的尊重。因爲，宋朝並沒有設置所謂的“偏房”，像宦官、外戚以及親信等隱形權力羣體的發展都受到了相應的遏制。當時，即使是天下之主皇帝，其在處理政事時，也不能獨裁專制。
南宋時，曾有一個內廷國手向宋孝宗求官，但當時的官職卻不是皇室私有，所以，隨便授予別人是違背制度的。這個國手的意思是求皇帝法外開恩，但是，宋孝宗卻回覆：“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便讓他去求宰相，但宰相，卻是“堅執不從”。所以，宋孝宗最後只能哀嘆一聲：“書生難與他說話!”
這個所謂的國手每天都陪宋孝宗下棋，所以，他和皇帝的私交特別好。按理說，這樣的情況，國手趙鄂應該擁有一定的隱形權力，但是，因爲宋代的權力分配比較健康，所以，皇帝也並不敢隨意破壞這種權力結構。但遺憾的是，這樣的局面卻沒有維持多久，宋朝的天下便被忽必烈給“共掉了”。
至此，皇帝對正式權力系統尊重的局面不再出現，最後，宋朝也難逃“共”天下的圈囿。之後，到了明清時期，朝堂之上又出現了宰相、太監及胥吏共同治理天下的尷尬局面。
從漢代開始研究，我們不難發現：設立“偏房”，繼而架空“正室”的權力，並最終借用這種隱形權力集團控制正式的權力系統，其實，已經成爲了帝王意圖獨裁的不二方法。
那麼，爲何帝王們上位後，都急不可耐地要設立“偏房”來對付正式的權力系統呢?
其實，這是因爲從漢唐至明清這一段時期內，中國還未形成現代化的政治體系。所以，向來至高無上的君主權力，被複雜又呈現科層化的官僚系統所制約。這種官僚體系越是完備，帝王權力經過的分流程序就越多，其自然享受不到至高無上的專斷快感。
於是，這些帝王們往往特別熱衷於越過這些複雜的官僚權力系統，繼而建立屬於自己的“偏房”。之後，這些由親近的臣子及外戚等組成的非正式權力體系，雖然，非常的簡陋，但是，卻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帝王的權力野心。
但帝王們通常容易忽略的是，這些非正式的權力容器，也會隨着時間和帝王的信任漸漸固化，從而，成爲同正式權力體系一樣的存在，而且，這種“偏房”常常會反過來分化帝王的權力。換句話說，就是“偏房”掌握權力越久，其就會慢慢演化爲“正室”一般的存在。
像漢代的尚書，其本來是帝王的私人祕書，但到了唐代，卻成爲了正式的宰相機構。雖然，後世的君王們爲了手握權柄，依舊不斷設立類似“偏房”的權力容器，但不變的是，歷史彷彿給那些獨裁的皇帝下了魔咒，這些權力容器最後都重蹈了覆轍。
曾經堅持“大權不可旁落”的帝王，可能永遠不會明白這個道理，那就是：
“分散在官僚系統內部的權力，雖然不容易被皇帝擺佈，但是，政權的顛覆可能性卻並不高。因爲，它在一定程度上堅守着名分的界限，並且，持續受到規範性和程序性的控制;‘偏房’與之相比，雖然，拜託了正式官僚體系對君權的控制，但是，若一旦失控，便會出現顛覆性的局面。”
很好的例子：西漢皇帝劉徹妄圖設置內朝削弱宰相之權，可後來，內朝中的外戚不僅操控朝政，還顛覆了西漢;東漢光武帝將三公閒置，獨獨依賴尚書檯，但最後，尚書檯的領頭人卻“挾天子以令諸侯”;明朝的朱元璋則乾脆取消宰相，啓用內閣，但是，這個“偏房”卻培養出“九千歲”這個權力怪胎。
帝王想要借“偏房”獨攬大權，但是，他們不知道的是，越是高度集中的權力，越容易被隱形權力集團竊取。只要皇帝軟弱，抑或懈怠不理政事，國家的政權便會立刻落入這些“偏房”手中，我們姑且稱之爲“偏房的陷阱”。而這，也是爲什麼歷代接連發生近臣顛覆朝政的根本原因。
郭嵩燾認爲：“漢、唐以來，雖號爲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實際上，獨裁者根本不能忍受權力被分流，但是，他們卻缺乏長遠的考慮，更看不到獨裁專斷的陷阱。所以，最後其與“偏房”共天下，乃至被“偏房”毀了天下，也算是咎由自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