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爭鳴出現的原因概括起來是以下幾點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當時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各諸侯國林立紛爭。各諸侯國的國君爲了在爭鬥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自己的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便給百家爭鳴創造了一個寬鬆的學術氛圍。
其二，經濟因素。當時經濟有了極大發展，這使得有某些人成爲有閒階層，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活動。
其三，科技因素。科學技術取得了較大進步，如天文學、數學、光學、聲學、力學、醫學等方面在當時均達到較高水平。這些科技成果標誌着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豐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當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結果是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使原來有貴族壟斷的文化學術向社會下層擴散，下移於民間(這種歷史現象被稱爲“文化下移”)，致使“私學勃興”。
其五，學術自由因素。各學術團體於政治權勢是相對於獨立的。他們雖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們並非政治附庸，依附於某個政治權勢集團，而是“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
此外，各個學派之間、同一學派的不同流派之間，既相互鬥爭又相互學習和借鑑。這也是促成百家爭鳴的另一重要因素。
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促進了商業繁榮和城鎮興盛，傳統的社會秩序受到猛烈衝擊。在各國競相改革的風潮中，擁有文化知識的士人四處遊說、講學，極大地開闊了視野，促使了他們獨立思考和創造性地探索。社會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別的代表人物，對各種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涌現出一批做出了開創性貢獻的學術大師，形成了思想領域中百家爭鳴的局面。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爲輝煌燦爛、羣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使這一時期成爲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政治學術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時期， 這個時期，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兼併戰爭接連不斷，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於這個時代，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
這個時期，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知識分子——“士”階層的出現和活躍。
“士”階層是如何產生的呢?西周之時，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章學誠先生說：“三代盛時，天廠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說的就是“學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學校，學必須以官吏爲老師，各種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周禮·地官》記載“受法於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學習法律。但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纔有資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識的。周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形勢。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辦學蓬勃興起，入學條件西周時大力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對象不分貴賤等級，只要學生送給他“束俯”(一串臘肉)作爲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範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了起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士”。“士”的成分很複雜。他們分屬各個階級。“士”可以經人推薦而擔任官職。很多有經濟基礎的人棄農爲士，而私人辦學的發達，提供了這一條件。
“士”階層的活躍，和當時社會的“養士”之風的盛行，有密切的關係。春秋時代已經開始“養士”，而戰國時期更爲盛行。各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爲了逐鹿中原，統一中國，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紛紛“養士”，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如春秋晚期，齊國的田常，早在齊景公時就施惠於“士”。每殺—頭牛，僅取“一豆(四升)肉”，其餘的都用來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僅取“二制”，即兩匹布帛，其餘的分給“士”做衣服穿。又如戰國初期的魏文侯草賢禮士，他周圍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戰國中期.齊威王、宣王之時，在都城臨淄西門外設謖下學宮，招探天下文人學士，在那裏講學和著書立說.議論朝政。後來的“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養士”多達幾千人。戰國後期秦國的呂不韋，也有“食客三千“，多爲有一技之長者，“士”中許多優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爲卿相，如商鞅、吳起等，學術活動也受到鼓勵和資助。
此外，當時諸侯各國致力於富國強兵，對學術研究採取寬鬆的政策也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採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爲“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爭鳴的主要基地稷下學宮是最爲典型的例證。
戰國時代，由於齊國經濟發達、政治開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齊國君王給予士人的優厚物質待遇。吸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學派彙集稷下。而稷下學宮成爲百家爭鳴的極其引人注目的學術場所。並使諸侯各國羨慕不已，紛紛效而仿之，幾乎無一例外，成爲了當時的一種模式。
稷下學宮的創建與興衰歷史，基本上與田齊政權共始終.隨着田齊的強弱而興衰。學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創建於田氏取代姜族，奪取齊國政權後的第二代國君齊桓公田午時期;發展於齊威王時期，興盛於齊宣王時期;中衰於齊憫王時期;中興於齊襄王時期;亡於齊王建，秦滅齊時。大約存在了150年，但對後世產生的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學宮是田齊王朝興辦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齊以後，歷代君主無不發憤圖強，勵精圖治，圖謀稱雄諸侯。稷下學士則是爲田齊君王們的政治需要，製造輿論、設計藍圖、擬定典章制度。客觀上也是適應田齊統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學宮首先是一個智囊團性質的機構。其次，就是炫耀國力，標榜尊賢至士，吸引人才。這就爲學術交流、文化傳播、百家爭鳴創造了優越的政治環境。故稷下學宮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質。
“不治而議論”，是稷下學士的主要活動特點之一，這一特點體現了學官鮮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職”。雖有上大夫的頭銜.但不擔任實際職務。“議論”，就是議論時政、國事、治亂之策，爲田齊統治者提供決策依據，以實現智囊團的功能。而他們的議論時政，是在寬鬆自由的政治氛圍內，對田齊統治者的政治活動提出批評意見和決策參考建議，沒有或者少有阿諛奉承、溜鬚拍馬的情況，所提意見及建議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時，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學者利用齊國提供的良好的環境與條件，潛心研討，互相爭鳴，取長補短，豐富和發展了各自學派的學說.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大融合。這一時期產生了一大批不同學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豐富補充。既有黃老學派，也有儒家、法家、陰陽家等等。《漢書·藝文志》就記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錄。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學者薈萃稷下，往往是率領弟子門徒一併來的。稷下先生與各派著名學者在學宮傳道、授業、解惑，培養出了衆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歲就到此學習，後來成爲了稷下的學術大師。而孟子兩次入齊講學，時間長達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齊宣王時稷下學宮有“數百千人”，其戶下不乏有成就者。對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齊錄用爲各級官吏，直接參與齊國的政治活動，《戰國策·齊策》對此有所記載。
劉向《別錄》記載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這所說的就是指各派學者的定期學術例會。在例會上，各學派推薦出他們學派的代表，闡發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批駁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學派。這實際就是爲各學派提供學術交流與爭鳴的機會，以便更好地豐富、發展他們的學說，獲得政治上的重視。但他們爭鳴的議題非常廣泛，既有不同學術觀點的潔難，又有不同政治主張的闡發，也有對宇宙奧祕的思考。稷下學宮作爲戰國百家爭鳴的主要園地，而這類學術報告例會則是百家爭鳴的集中體現。
無論在戰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或是戰國中期齊國的謖下學宮，還是戰國晚期呂不韋以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所實行的學術政策都是寬容的。各國對“士”給以十分優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齊國威王、宣王時期的謖下學宮尤爲突出，是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百家爭鳴的發源地。田齊政權雖然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並不排擠打擊.而是兼容幷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比如儒家大師孟子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是不同的.但在謖下學宮都受到重視，爵祿都是相當高的。齊宣王多次向盂子問政，甚至象齊伐燕這樣的重大決策.也向孟子徵求意見。後來終因爲彼此政見不合，孟子離開齊國。但齊宣王還儘量挽留他，“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即打算給孟子建造一座房，並資助其辦學。
由於春秋戰國諸侯對“士”的寬容政策，允許其“合著留不合則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鳥那樣，可以“擇木而梧”，從而促進了各國的人才流動。比如商鞅在魏沒有得到重用，聽說秦孝公“廣令國中求賢者”，於是西入秦，求見秦孝公，終於委以重任。又比如鄒衍本是齊國人，在謖下學宮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滿齊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爲燕昭王之師。在齊襄王時，鄒衍又回到謖下學宮，並在齊王建時作爲齊國使者出使趙國，而從未受到非議。又如吳起一生中曾在魯、魏、楚等國爲官，每當遭到誣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春秋戰國這種待殊歷史環境，對諸於百家的形成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創建了良好的條件。
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謖下先生們敢於衝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敢於探求和創新的精神得到發揚，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