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雖然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但是，在“文革”之初，也差點被打倒。
“炮打”康生的，不是別人，偏偏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
在“文化大革命”運動爆發後，前度發出《二月提綱》的中宣部首當其衝。
某一日，中宣部院內的大牆上，突然貼出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字報，署名劉淑晏。
她就是陳伯達的妻子。
劉淑晏不是中宣部的人，但她有一個超人本事——寫的大字報影響很大，很有“戰鬥力”。她的大字報一貼出，中宣部立即掀起了造反高潮，陷入一派混亂之中。
接着，中宣部辦公樓內又出現第二張大字報。
這張大字報是批劉少奇的“黑修養”——即《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署名“孺子牛”。
此人也是陳伯達的手下。
沒過幾天，在中宣部附近的沙灘大街，又有人貼出揭發有人在兩年前編撰《劉少奇選集》的大字報，內容很簡單，未指名道姓，但是，把編輯《劉少奇選集》之事透露出去了。
其實，無論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和編輯《劉少奇選集》，都與一個人有關，那就是康生。
從1961年開始，康生就由中央書記處決定擔任《劉少奇選集》編輯組的組長。結果，他折騰了兩年也沒編出《劉少奇選集》，只是在人民日報上重新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陳伯達劍指的，就是康生。
可是，康生一聲不吭。
過了幾天，此事居然無人提起，竟然就過去了。
後來，康生對人談起此事，悻悻地說：“當時中宣部很亂，大字報很多，這張大字報很快被別的大字報覆蓋。大字報上未點我的名，我沒有吭聲，躲過了一劫! ”
爲什麼陳伯達的大炮失了效?
原因就是康生所說的：一是“炮打”康生的大字報，被別的大字報覆蓋了;二是沒有點出他康生的名字，所以沒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而覆蓋這幾張大字報的大字報，正是康生的老婆曹軼歐發動北師大的造反派去中宣部造反而貼上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