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17歲時，即隨長兄鬱曼陀東渡日本留學深造。在此期間，他親身感受到了身爲“弱國子民”的歧視和屈辱，這不僅令他寫出了轟動一時的小說《沉淪》，而且令他在自傳體作品《雪夜》中寫出了這樣的認識：“是在日本，我開始看清了我們中國在世界競爭場裏所處的地位;是在日本，我開始明白了近代科學——不問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偉大與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覺悟到了今後中國的運命，與夫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不得不受的煉獄的歷程。”用今天的話來講，也就是說當年的他已經明白了“落後就要捱打”的道理，而且對於中國後來所遭受到的被踐踏被凌辱的命運也不幸而言中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郁達夫憤然而起，參加了由胡愈之等人組織的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聯盟;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生，他不僅提筆寫下了通訊報道《滬戰中的生活》，向世界披露日本強盜的侵略行徑，而且與魯迅、茅盾等43人聯名發表了《上海文藝界告世界書》，強烈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1933年1月，他更是毅然決然地參加了由蔡元培、宋慶齡等人發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以自己的行動奮力反抗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此間的郁達夫既是一名“戰士”，又是一名尚未完全脫離原有生活習氣的“文人”。——因爲與妻子王映霞的情感糾紛不斷，他一氣之下鬧到了報端;爲了徹底擺脫這場糾葛，他更是負氣跑到福建，當了一名省政府的參議。但是生氣歸生氣，發怒歸發怒，在國家大事與家庭小事的矛盾面前，他還是能夠區分出輕重與緩急來的——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正在福州任上的郁達夫二話不說便出任了該地區救亡協會的理事長，並親自承擔起《救亡文藝》的編輯工作;1938年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成立，廳長郭沫若聘請郁達夫爲主管對敵宣傳的第七處處長，他同樣是欣然承允，後來只因錯過了抵達武漢的日期，而改任爲三廳的設計委員;同年4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郁達夫被推選爲常務理事及研究部的主任，他依然是興高采烈地走馬上任，並且代表文協，多次奔赴前線進行勞軍和視察。此間，他還以記者的身份，寫下了大量的通訊報道以及散文隨筆，向全國人民詳細地報道前線的戰況，全面地分析戰局的形勢。
——這裏有對侵略者罪行的報道，字裏行間充滿着仇恨。
視察歸來的郁達夫在文章中這樣寫道：“記者於滬戰開始後，曾由海上漂泊至寧波，由浙江內地經閩北而返福州，沿途所見，都是些赤手空拳喪家失業的婦孺老幼……”在紹興，他親眼看到了這樣一幅“慘極的流民移徙圖”：“江邊在大雨之下，濘泥之中，露宿着的上海難民，將近一萬，大半都系女工，以及老幼之無家可歸者。東面水際，聚擁着一簇蓬頭垢面的婦人，備極忙碌，則爲昨晚上露天生產之一女工在幫忙;嬰兒啼哭聲，隱隱自人叢中漏出，似在嫌母乳之不足。”在福州，他親身遭遇到了日本飛機的轟炸：“先來三隻，繞市數週，在城東的機場，投了兩三次彈。繼復聯合六隻，覆在機場，投下四十餘彈。我方的損失，除在機場爛泥地上有了五十餘個土孔以外，另外死了幾個好奇的正在機場近旁看飛機的鄉民，一共死了八九人，傷了十一二。”
——這裏更有對前線將士奮勇殺敵的歌頌，字裏行間充滿着樂觀與昂揚。
親赴臺兒莊勞軍的郁達夫，回來之後這樣寫道：“我們的機械化部隊雖則不多，但是我們的血肉彈丸與精神堡壘，卻比敵人的要堅強到三百倍、四百倍。沒有到過前線的人，對我中華民族將次復興的信念，或有點疑慮。已經到過前線的人，可就絕對地不信會發生動搖了。”從福建前線回來之後，他更是這樣寫道：“金門、廈門雖則放棄了，但我們八閩的健兒，摩拳擦掌，準備爲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復仇的志士，數目仍在五百萬以上。此外則老弱婦孺也在準備，準備於萬一的時候，作最後的犧牲。”此時身經沙場的郁達夫甚至以自己的切身體會總結道：“老實地說吧，我來到魯南戰地之先，對於最後勝利必屬我的這句口號，是有七八分懷疑的。在徐州住上半月，這懷疑便減少了四分，上湘西各地去一看，這懷疑又減少了二分，等到在武漢外圍的左右翼走了一圈之後，這懷疑卻完全去盡了。現在的我，當然是百分之百的必勝論者。誰有悲觀，就請誰去戰線前後各地走一走。不親歷其境，不用自己的兩眼和一身去視察體驗，真情是不會明白的。”
這樣的文字，在以前的郁達夫的筆下，是絕對不會出現的;這樣的情感，在以前的郁達夫的胸中，也是很少能夠見到的。
在郁達夫所留下的這一時期的作品當中，尤爲可貴的是，他記載下了自己在一番狂熱之後的冷靜思索。——這是一篇名爲《“一二八”的當時》的雜感，他先是回顧了自己早先的幼稚：“在交戰期間，我們一面目睹耳聞着閘北大火的煙焰炮聲，一邊只在跑馬路，寫文章，談閒天。得到一點勝利的消息，就四處的去報告，去鼓動。得到些不利的消息時，就大家圍集起來喝酒，痛罵，有時也會放聲大哭。”郁達夫沒有隱瞞自己的弱點和不足，他揭示出了當時文人們普遍存在的狂熱與浮躁。然而，自從“一·二八”的戰火之後，自從民族遭遇到生死考驗之後，他開始冷靜地反思自己，也開始認真地反思整個戰爭了——除了“兵火戰”之外，還包括“經濟戰，宣傳戰，外交戰”等等。這時的郁達夫，嚴肅地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我們所得到的教訓，就是無論在朝在野的各派各系，無論哪一個人，若非披肝瀝膽地精誠團結起來，大家一條心，一個目標地抵抗着，犧牲着，中華民族就永無生存的餘地。中央太軟弱，太專制的時候，敵人一定馬上就會乘機而入，實行它的蠶食的毒計，挑撥，離間，偵探我們的弱點，因而來利用，這是敵人的慣伎。”
郁達夫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軍事家，然而他以文人的敏感和作家的嗅覺闡述出了對於戰爭的看法，尤其是對於“中央”的看法，實在是難能可貴的，更是具有一定遠見的。據說當時的軍界就曾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廣東省的軍政首腦餘漢謀，聽說郁達夫寫有一篇名爲《軍事與政治》的時事論文，驚喜萬分，竟以六塊大洋的高價尋求購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