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經歷
喬年隨延年到上海後，起初和父親同住在法租界吉益裏，延年入法租界的法語補習學校學習，喬年因年歲尚小，由父親自教，同時也跟着哥哥學習。1917年，父親應聘赴北京大學任教，喬年和延年繼續留在上海求學。在父親朋友們的幫助下，兄弟倆開始了獨立的生活。不久，陳喬年考進震旦大學，繼續攻讀法語，同時學習其它課程。
喬年在上海學習、生活的那些年，以他父親陳獨秀爲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發動了一個震動全國思想界的新文化運動。在這十運動的推動下，各式各樣的新思潮紛紛傳入中國。喬年和延年，也象許多有志救國的青年一樣，如飢似渴地爭相閱讀各種新書刊，研究各種新思潮。當時對喬年和延年吸引力最大的是從歐洲傳播到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兄弟倆曾經懷着極濃厚的興趣瀏覽了各種無政府主義的書刊，並誤以爲無政府主義是救治中國的“良藥”，因而成爲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在這方面，喬年雖沒有延年那麼活躍，但他卻始終支持哥哥的主張，並積極參加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各種活動。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逐漸在全國興起，喬年和延年也爲之吸引。他們懷着探求真理的強烈願望，毅然決定赴法勤儉學。同年底，兄弟倆登上一艘法國郵船，次年二月，他們抵達法國的首都巴黎。通過華法教育會的介紹，兄弟倆一邊讀書，一邊做工，過着半工半讀的艱苦生活。
無政府主義在法國有着較長的歷史和廣泛的影響。兄弟倆曾滿懷希望，到法國後可以進一步研究無政府主義的理論。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他們逐漸感到失望。出乎他們意料的是，無政府主義不但絲毫改變不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和黑暗，反而愈來愈成爲阻礙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絆腳石。從1921年起，他們逐漸對無政府主義產生懷疑，轉而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他在哥哥延年的幫助下，把兩種主義進行比較，認識到無政府主義不過是‘改頭換面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只有馬克思主義纔是科學的真理。特別是在“二二八”運動、拒款鬥爭和進駐里昂中法大學運動中，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李石曾等人，玩弄陰謀、迫害勤工儉學生的嘴臉暴露後，喬年他們便宣告與無政府主義徹底決裂。後來，喬年曾對朋友談起他們自己的思想變化過程，他說：當時法國關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主要著作都有譯本，闡述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介紹俄國革命實際情況的書刊也很多。大家買到後，互相介紹，互相傳看，爭相閱讀……思想認識上發生巨大變化。我和延年便逐步領會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拋棄了無政府主義的空想，相信馬克思主義了。
喬年和延年的思想變化，得到了當時在法國的共產主義者趙世炎、周恩來等人的熱誠歡迎，並得到他們的支持和幫助。
革命工作
1922年問，兄弟倆先後參加了旅歐學生的共產主義組織——“中國少年共產黨”的籌建工作，併成爲“少共”的第一批成員。同年秋，喬年又同延年一起，參加法國共產黨，不久即轉爲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3年春天，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陳喬年和陳延年等12人，由法國轉赴蘇俄，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經驗。
年輕的北方區委領導成員
1925年春，陳喬年奉命回國，被派往北京工作。起初，他擔任中共北京地委的組織部長，不久，即改任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長。當時，李大釗和趙世炎分任北方區委書記和宣傳部長。在區委領導成員中，喬年才23歲，是最年輕的一個。
陳喬年到達北京前後，北京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馮玉祥發動的北京政變和孫中山的北上及逝世，北方廣大民衆的革命情緒空前高漲。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北方區委在李大釗、趙世炎和陳喬年的領導下，做了大量的組織和宣傳工作，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和悼念孫中山的政治運動，收到了極好的效果。
1925年11月，由於“五卅”運動的推動，北方的民衆運動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加之當時奉系將領郭鬆齡倒戈，傾向革命的國民軍再度控制北京地區，北方區委有不少同志積極主張聯絡國民軍，發動北京革命羣衆舉行“首都革命”，以推翻段祺瑞反動政府。喬年在區委討論時發表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爲羣衆自己的革命武裝並未真正建立起來，國民軍傾向革命，但態度不堅決，不能依靠它的。舉行“首都革命”，奪取政權的時機遠未成熟。區委沒有接受喬年的意見，決定由趙世炎、陳喬年組成行動委員會，立即發動“首都革命”。喬年毫不猶豫地服從了區委的決定，積極地參加了行動委員會的工作(2)。11月28日，“首都革命”按原定計劃正式發動。幾十萬徒手羣衆舉行示威遊行後便向段祺瑞執政府衝擊，國民軍的將領們卻在關鍵時刻猶豫起來，背棄了配合羣衆行動的諾言。鬥爭失敗了。實踐證明陳喬年對當時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
“首都革命”雖然失敗了，北方人民的鬥爭卻並未停止。在北方區委的領導下，1926年3月，又爆發了一場反帝反軍閥的羣衆鬥爭。
蠻橫地炮擊我大沽口炮臺。事後，日本政府卻強詞奪理，糾合英、美等八國駐華公使，向小國政府發出所謂“最後通牒”。這種明目張膽的侵略行爲，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義憤，北方人民更是忍無可忍。會後，又組織了兩千多人的請願團，在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的親自率領下，到段祺瑞執政府請願，要求政府“駁牒”、“逐使”。當清願羣衆到達鐵獅子衚衕執政府門前時，甘心充當帝國主義走狗的段政府命令軍警對手無寸鐵的羣衆進行野蠻的屠殺。頓時，執政府門前血肉橫飛，羣衆死傷達200多人，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陳喬年目睹反動派的暴行，無比憤慨，爲了減少損失，他同李大釗、趙世炎等指揮羣衆退卻。正當他全力指揮羣衆轉移時，一個敵人突然舉刀向他刺來。他躲閃不及，胸前被刺傷，鮮血染紅了衣衫。他忍着劇痛，繼續指揮羣衆撤退，直到大家都散去，他才帶傷回到區委機關。喬年在醫院住了幾天，沒等傷口完全痊癒，便出了院，繼續爲革命而奔忙。
在北方區委工作期間，除參與領導一些重大斗爭外，喬年主要負責黨的組織工作。爲了擴大北方黨的組織、壯大黨的隊伍，他常常深入到工廠、學校瞭解情況，指導基層工作。由於當時黨還處於幼年時期，黨的組織也不甚嚴密，爲加強區委對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的管理，陳喬年精心設計了各種統計表格，制定了組織工作制度，要求各級組織遵行，取得了較好效果。後來，中共中央還推廣子北方區委加強組織建設的經驗。喬年也很重視黨的思想建設。他和李大釗積極籌辦了印刷《嚮導》和《政治生活》的印刷廠，使中央和區委的這兩個重要刊物能及時在北京印刷出版。平時，喬年白天外出奔忙了一天，晚上還爲黨的刊物撰寫文章，爲黨的訓練班準備講稿，常常徹夜不眠。 1926年下半年，陳喬年被選爲北方區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隨後，他便離開北京到上海工作了一段時期o 1927年春，陳喬年來到武漢，參加了中共“五大”，被選爲中共五屆中央委員。“五大”以後，他在武漢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代理李維漢主持中央組織部工作。不久，發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歸於失敗。
同年8月，陳喬年參加了黨的“八七”會議。在這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上，他旗幟鮮明地對父親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批評。會後，他調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不久，又被調往上海，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
當時，上海的環境極爲險惡。在白色恐怖下，上海的黨組織和革命力量不斷遭到破壞。六七月間，中共江蘇省委主要領導人陳延年及趙世炎等先後被捕犧牲。陳延年是他革命道路上志向道合的兄長，趙世炎是他旅法時結識、爾後又在蘇聯一同學習、又曾在北方區委並肩戰鬥過的親密同志。他倆的遇難，給喬年帶來巨大的悲痛。但犧牲並不能使革命者卻步。他來到上海後，積極協同當時擔任江蘇省委書記的王若飛開展工作。他們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不斷地變換鬥爭的方式，經過他們的努力，上海和江蘇地區的革命力量得以恢復和發展。
正當陳喬年日夜爲革命奔走，上海和江蘇地區黨的工作不斷前進時，卻發生了極爲不幸的事情。
1928年2月16日，江蘇省委在陳喬年的主持下，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繡女校祕密召開各區委組織部長會議。由於叛徒唐瑞林告密，敵人突然包圍了會址。陳喬年等江蘇省委機關的負責同志被捕。這是繼1927年6月以後江蘇省委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壞。
陳喬年等人被捕的當天，被拘押在英租界新閘捕房拘留所。
次日，即被引渡到上海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喬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勢難生還。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沒有絲毫的畏懼，也沒有任何的懊喪。起初，喬年化名王某，被捕後，獄外的黨組織曾多方營救。與喬年同時被捕關在獄中的鄭覆他、許白昊等，也在獄中積極活動，商議準備利用敵人只知其名，不知其人的情況使喬年脫險。當時被捕的同志中，只有喬年和周之楚兩人是叛徒難以指認的。鄭覆他等便計劃由周之楚頂替喬年的身份和職務，以瞞過敵人。周之楚也十分英勇，願以自己的犧牲來保護喬年。但是，由於周之楚的父親是華僑大商人，他在國外得知兒子被捕，便趕來營救。結果，敵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實姓名和身份，喬年也因此暴露。敵人爲了得到更多的機密，對喬年多次使用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