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適(1150年5月26日-1223年2月21日 )，字正則，號水心居士。溫州永嘉人，南宋思想家、文學家、政論家、官員。生於瑞安，後居於永嘉水心村，世稱水心先生。接下來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淳熙五年(1178年)，葉適中榜眼。歷仕孝宗、光宗、寧宗三朝，歷官平江府觀察推官、太學博士、尚書左選郎、國子司業、知泉州、兵部侍郎等職，曾參與策劃“紹熙內禪”。葉適主張功利之學，反對空談性命，對朱熹學說提出批評，爲永嘉學派集大成者。他所代表的永嘉事功學派，與當時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並列爲“南宋三大學派”，對後世影響深遠，是溫州創業精神的思想發源。著有《水心先生文集》、《水心別集》、《習學記言》等。
主要成就
學術思想
葉適在在宋代學術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在學術上的貢獻，全祖望認爲“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學，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爲朱、陸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於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這段話說明了水心之學的幾個方面。
一、水心之學在永嘉之學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學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許景衡等所謂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學派中實際包括兩個學系，一是“二程”的洛學，一是張載的關學。這就是全祖望說的：“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傳洛學中尤以周行已爲重要，“永嘉諸先生從伊川者，其學多無傳，獨先生尚有緒言”。南宋永嘉學人在傳洛學方面，應當提到鄭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陳傅良等。葉適與薛季宣、陳傅良的關係密切，特別是與陳傅良的關係。葉適14歲結識陳傅良並從學，此後交遊40年。南宋的永嘉之學始是“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着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
所以永嘉之學到了水心，才“一洗之”，這句話可以商榷，但也點出葉適在永嘉學派上的地位。葉適提倡功利，但把講功利與講義理結合起來，反對空談性命，講求學統，說：“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水心文集·贈薛子長》)。葉適雖對理學家有所批判，但他並不是不重視學統，雖然他的道統與程朱的道統觀又有差異。葉適完成了薛季宣、陳傅良對永嘉學的構建。葉適寫《習學紀言序目》時，已經是晚年，對歷代儒家經籍和道統都有批判。
葉適的經制之學重典章、重經濟、重致用，倡改革，又講義理。永康的事功之學專言事功，主張“義理之學不必深窮”。水心同這些有差異。
二、水心之學的學風。“水心工於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這是說葉適與永嘉諸子的不同之處。從另一角度來看，也反映了葉適在理論上的深度不足。《四庫全書總目》對《習學紀言》有一段評論，說這本書斥漢人言《洪範》五行災異之非，確能有所見，“足與其雄辯之才相副”;但指出葉適在論太極生兩儀的論述，是“文淺義陋”。《四庫全書總目》引陳振孫的話，說《習學紀言》“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
至於說葉適的門人多流於辭章，那是學風的影響所及。但《宋元學案》又說水心門人也有差別：“水心之門，有爲性命之學者，有爲經制之學者，有爲文字之學者。”還有王大受(拙齋)這樣“欲以事功見其門庭”的學者。
三、水心之學的影響。南宋乾道、淳熙之際，宋代文化又出現了一個高潮。最初有朱熹的朱學、呂祖謙的呂學以及陸九淵的陸學。所謂的朱學、呂學、陸學，鼎足而三。或謂是朱學與呂學和張栻的湖湘之學，是南宋的三大學派。而張栻死於淳熙七年(1180年)，次年呂祖謙也逝世。從此是朱陸兩分天下，葉適的崛起，成爲一大宗，遂與朱、陸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學無法與朱、陸相抗衡。南宋後期，朱學地位在提高，朱、陸合流、相互出入，成爲一種文化潮流。朱熹指責陸學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學是大不成學問。這種學術上黨同伐異，不足取。應該說，水心之學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辯理學家說《易》及解《中庸》、《大學》之非，以爲“舍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諸多論斷顯現思想批判的光華，雖然仍是本《六經》之根本。
葉適講究“功利之學”，認爲“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學習紀言》)，反對傳統的“重本抑末”即只重農業、輕視工商的政策。強調“道”存在於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物由氣構成，五行八卦都是氣的變化形態。提出“一物爲兩”、“一而不同”的關於事物對立統一的命題，認爲事物對立面處於依存、轉化之中，但強調“止於中庸”。認識上主張“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對事物作實際考察來確定義理。反對當時性理空談，對於理學家們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進行了大膽的批判。認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學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無極”、“太極”等學說的謬論。在哲學、史學、文學以及政論等方面都有貢獻。
詩文創作
在詩文創作上，葉適繼承韓愈“務去陳言”、“詞必己出”的傳統，從觀點到文字均力求新穎脫俗，提倡獨創精神，主張“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仿衆作”(《歸愚翁文集序》)。其文雄贍，才氣奔逸，尤以碑版之作簡質厚重而著名當世。他不滿江西詩派奇拗生硬和“資書以爲詩”的詩風，而傾向於晚唐，尤其尊崇姚合、賈島的流利清淡。與“永嘉四靈”(徐照、徐璣、趙師秀、翁卷)等人友善，曾刊印他們的詩集，並極力推崇，如在《徐文淵墓誌銘》中說“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他的詩“用工苦而造境生”、“豔出於冷，故不膩，淡生於煉，故不枯”(《宋詩鈔·水心詩鈔》)。所作不限於五律，多五七言古，題材大於“四靈”。
重教興學
葉適一生重教興學，以培養人爲己任。少年時期，他邊讀書邊講學。中年時期，在求學之間，從政之暇均設熟授徒。葉適罷職還鄉後，嘗寓居台州、黃岩、溫嶺一帶辦學授業，培養出陳耆卿、吳子良、丁希亮等許多名士，對臺州當時學術界影響頗大。後入在臺州路橋羅洋街葉適講學處建毓英廟紀念。
軍政舉措
葉適於“開禧北伐”之前，即極力諫止，曉以利害。在戰爭中，特別是他節制江北的過程中，解和州之圍，實施以江北守江的戰略，收到了成效。他還曾上堡塢之議，實行屯田，這些舉措均有利於鞏固邊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