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裴度傳》載：“時翰林學士元稹，交結內官，求爲宰相”。《新唐書·元稹傳》載：“(元稹)附宦貴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罷”。都說元稹這個宰相是靠巴結宦官獲得的。這個結論是不是過於武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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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九歲能屬文”、“年少有才名”，是個才華橫溢的人，宮中稱他爲“元才子”，宰相令狐楚稱讚他爲“今代之鮑、謝也”。他的詩在當時就已經家喻戶曉，倍受青睞，“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連穆宗皇帝都讚賞不已，“稱其善”。宦官崔潭峻喜歡元稹的詩，進而結交。崔潭峻結交元稹，“不以掾吏(下級)遇之”，固然是因爲崔潭峻自己喜歡元稹的詩，但似乎更是因爲穆宗皇帝尤其喜歡元稹的詩;崔潭峻“常徵其詩什諷誦”，在很大程度上，是爲了把元稹的詩蒐羅齊全呈給穆宗，以投其所好，達到取悅主子，邀寵、固寵的目的。事實也的確如此：當他把元稹的詩呈給穆宗，穆宗“大悅”。所以，要站在這個角度來看元稹與崔潭峻的交往，非但談不上元稹巴結崔潭峻，反倒是崔潭峻巴結元稹了。
那麼，元稹當了宰相，爲什麼有些人非得把他的升遷和宦官扯到一起呢?這裏面不是沒有因由。早在唐初，宦官是不允許參與朝政的，到了唐朝中期的時候，宦官的人數不僅增加，而且寄生於皇權上的狐假虎威的氣焰變得越來越猖獗，乃至於越權甚至專權了。崔潭峻時任荊南監軍、魏弘簡任知樞密，都是皇帝的親信，屬於腳一跺地都顫的人物，所以，不排除有很多朝臣爲了向上爬找門路巴結他們。正因爲此，凡與宦官關係密切的人，往往被人視爲同流合污，被人瞧不起。元稹當上宰相的時候，是長慶二年(822年)，時年44歲，這樣輕的年紀，而且沒有任何背景，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無朋友爲臣吹噓，無親戚爲臣援庇”就當上宰相了，以他和這些宦官的關係，不能不讓人懷疑他的升遷是藉助宦官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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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有才華不假，但他“性鋒銳，見事風生”，屬於性子急、敢說敢幹的那種人。憲宗登基後，最初立的太子並不是穆宗，而是長子李寧，但太子李寧沉湎於聲色犬馬之中，把學業、修身都扔到腦後邊去了。元稹當時應制舉考試考了個狀元，被憲宗任命爲左拾遺，剛剛就任諫官的元稹，就立馬給憲宗上了一道奏疏(即那篇著名的《教本書》)，借古諷今，言辭直切，就太子的教育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元稹“性鋒銳，見事風生”的性格躍然紙上，給當時還沒有立爲太子的穆宗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印象。憲宗在位的時候，元稹的最高職位是膳部員外郎。
穆宗上臺後，立即提升元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不久，又任命元稹爲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第二年“竟排羣議”，頂着很大壓力任命元稹爲宰相，這僅僅因爲元稹的才華、宦官們爲元稹說了好話嗎?我們看《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元稹傳》裏記錄的元稹編輯自己文稿的自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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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爲給、舍，他忿恨者日夜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兵賦洎西北邊事，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禁中語，召入禁林，且欲亟用爲宰相。
顯然，穆宗更看中的是元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敢說敢幹的性情，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他需要這樣的一個宰相。否則，元稹再才華橫溢、再巴結宦官，想爬到這個位子也是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