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何說西晉的八王之亂是必然?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西晉爆發八王之亂，既有制度的毛病，但最關鍵的還是人的問題。
不過這裏的“制度毛病”，並不單純是指分封制，畢竟之前的曹魏與西晉反其道而行之、對宗室施行刻薄無情的圈養制，存活的時間竟然比西晉還少了5年。
實際上，傳統史家對分封制普遍持有正面態度。在一個大型王朝成立初期，適當的分封有助於統治的鞏固、避免大權旁落，人們習慣於用周朝、秦朝作爲鮮明對比：
周朝之所以延續近八百年，分封起到了很大作用：“泊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併爲列國”。當王朝處在蓬勃向上期間，有“周召贊其昇平”;而當它走向下坡路時，有“桓文輔其危亂”;
秦朝則被視爲負面模板，它“枝葉微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所以“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慘遭二世而滅。
作爲被西晉取代的政權，曹魏的教訓就更加深刻了，這個在亂世中打拼而立、武力強盛的王朝，由於嚴格排斥分封制，“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強幹弱枝的政策，導致了“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
結合西漢初年郡縣、封國並立的成功經驗，在許多古代政治家眼裏，分封制並非一無是處，它甚至是保護王權不流入他姓之手、保證王朝長治久安的重要祕訣。
所以，當司馬炎稱帝后，做的第一件政治大事，就是分封藩王。當年，他一口氣把27個宗室男性封爲王爵，對象涵蓋面極廣，上至皇叔祖父司馬孚爲安平王，下到司馬睦這種史書中極少記載的遠親。後來，司馬炎那些陸續出生的兒子們，自然更是雨露均沾、一個都沒拉下。
由此可見，司馬炎一定是鑑於曹魏宗室受控過嚴、皇權孤立無援，輕易被自家篡奪，所以才刻意注重血緣宗親對自己王朝的支撐作用。
到了後世，唐朝開國期間也曾採取了這種大規模分封藩王、派他們在外帶兵的模式，增加初創王朝的安全感;李世民在位時還曾經爲此與一些大臣起了爭執，最後力排衆議，堅決推行這一政策。
因此，單純看分封這一動作，咱們並不能就此給司馬炎扣上愚蠢的帽子。那問題出在哪裏?它是多種機制矛盾爆發的產物，更是人的問題的集中反射。
西漢初年分封，前提是枝節弱於軀幹——齊燕楚舊地的同姓諸侯國，實力上無法與中央朝廷相抗衡;唐朝分封，原則是李世民一再強調的“衆建諸侯而少力”，諸侯數量雖多，但單個的能量無法成爲威脅，只能成爲中央政權的輔助。
同時，漢唐分封，原則是不觸動帝國統一的軍事制度。無論漢朝的全民皆兵制，還是初唐府兵制，前提都是強化中央政權對軍事力量的直接掌控。
但司馬炎在這個環節出了問題。爲了加強封國的實力，司馬炎還推行了封國領兵制：將所封的藩國分三等，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共5000人;中國置上、下二軍，共3000人;小國置一軍，1500人。但在實際上，各個諸侯的真實兵力遠遠超過了上述限制，八王之亂時，單個地方藩王竟能組織起超過十萬的兵力。
更爲要命的是，司馬炎還撤銷了州郡兵，將地方軍事指揮權，完全從州刺史(州將)、郡太守(郡將)這些“職業打工仔”手裏剝奪，完完全全歸於司馬家族，宗室藩王、功臣被授予都督諸軍、監諸軍、督諸軍等職務鎮守地方，手握各地軍事大權。
這種分封、都督兩大制度的結合，使得西晉王朝的主體軍事力量幾乎完全歸於藩王手中。因此，一旦這些人心存不軌、結成勢力，朝廷很難對其進行壓制;中央與藩王的實力對比，就如同戰國時周天子面對秦、楚等諸侯國，結果不言而喻。
人才選拔制度進一步加劇了上述不可控性。
東漢後期以來，隨着徵辟、察舉制逐漸淪爲小部分既得利益羣體掌控，世家大族在王朝政治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到了曹魏時期，“九品中正制”的推行，越發加劇了階級固化局面。原本的察舉制好歹還是“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勸勵，尤有鄉論餘風”，多少會考量第三方意見;在新的制度下，則變成了“唯以居位爲貴”，從而形成“公門有公，卿門有卿”的局面，士族有“世及之榮”，寒門無“寸進之路”。至於西晉的建立，正是豪門望族勾結的成果。
爲了改變人生，那些被排擠在仕途之外的寒族士人則選擇投靠管理所在區域的藩王。可以想象，他們對中央朝廷並沒有多少感恩、忠誠之心;反之，爲了邁上更高的人生臺階、實現自我人生抱負，他們往往會鼓勵、幫助自己服務的司馬氏宗室向更高的權力發起衝擊。
因此，在分封制、都督制、人才選舉制的共同作用下，西晉王朝迅速形成了與中央政權離心離德的政治利益集團，八王之亂這一皇族內亂就此埋下了導火索。而這一引線之所以被點燃，則歸咎於世家大族的墮落。
人們常說“富不過三代”，任何一個豪門望族，無論家底有多麼殷實、祖先有多麼英武，但如果沒有良好的家風傳承、系統的教育體系，再加上缺少新鮮血液的注入，頂多經過三代人的傳遞，後代一定會墮落、昏庸、無能。
在家天下時代，上述規律同樣適用於統治集團。梳理下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任何大一統帝國都很難連續出現多位明君，只有首個成功的大一統帝國西漢是個例外——從漢高祖到漢宣帝，連續五六任帝王都可圈可點、共同接力下帶領西漢走上巔峯狀態。
究其原因，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從劉邦到劉恆(文帝)，這幾任君主都出自民間;漢武帝雖出自深宮，但他的後室則刻意從民間挑選，由此汲取了新鮮力量的注入(衛青、霍去病);至於將西漢帶向全面強盛的漢宣帝，則更是出自牢獄、長於市井。
不斷有新鮮血液的注入，就是西漢前半期蓬勃向上、鬥志昂揚的重要原因。至於西漢後期、東漢，則正是缺少了這一特質而逐漸平庸。
至於西晉皇室，則是負面典型的極致狀態。
司馬家族世代勳貴，他們祖上乃楚漢戰爭期間的殷王司馬卬，後代世居河內，形成了大名鼎鼎的名門司馬氏;東漢時期，司馬儁曾任潁川太守，兒子司馬防歷任洛陽令、京兆尹，與年輕時的曹操交往頗深;司馬防生有八子，人稱“司馬八達”，司馬懿就是老二。
我們可以看到，從司馬防，到司馬懿，再到司馬師、司馬昭，司馬家族可謂人才濟濟、王侯滿門，強大的勢力、盤根錯節的關係網，是他們成功篡奪曹魏政權的力量所在。
但隨着頂峯狀態的到來，司馬家族的頹勢盡顯。雖然是西晉的建立者，但晉武帝司馬炎本質上是坐享其成而已，所以他的身上帶有明顯的豪門子弟習氣：平吳之後，他後宮嬪妃上萬，每天坐着羊車隨機翻牌子、直至被掏空身體而死。
開國者尚且如此，司馬氏後人更是越發不堪。“何不食肉糜”的司馬衷顯然沒有什麼正常的智力、教育必然缺失;貴族圈的聯姻，選擇了雖聰明但惡毒的賈氏，最高統治者層面首先敗壞。司馬氏諸王中，則沒有一位胸懷大局、足以力挽狂瀾的俊傑，他們各逞其欲、手足相殘，不惜把國家變成個人權力的角逐場，跟如今一些豪門的敗家子沒啥兩樣。
因此，八王之亂的產生可謂歷史的必然。一個王朝，就像一個擴大化的家族，當它到達一定高度後，由於缺少自我更新機制，大多會腐化墮落，導致各類矛盾逐漸惡化，隨之而來的是一定是內部問題的總爆發，其結果足以摧毀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