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戴思恭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被載入《明史‧方伎傳》中的御醫共有五位，其中最值得一提的當屬令三朝帝王看重的御醫戴思恭。
戴思恭(1324～1405年)，字原禮，號肅齋，明朝浦江(今諸暨市馬劍鎮馬劍村)人。他“生儒家，習聞詩禮之訓，拳拳有志於澤物”;“自幼莊重，不苟言笑，孝謹溫良”;“讀書明大義，穎悟絕人”;“暇日於星象堪輿風鑑之術，靡不旁推曲究，尤精心軒岐書”。
他20歲時，跟父親徒步到義烏，找到“時稱爲丹溪先生”即被後世稱爲“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拜其爲師。說戴思恭“穎悟倍常”，此言不虛，連丹溪先生都“一見奇之”，因“愛其才敏，盡以醫術傳之”，“傾心授之”。而戴思恭“自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疾，往往多奇驗”，“遂以醫道鳴浙東西”。在他成爲醫官前，就使“京師縉紳家無不敬愛之”，因“服其劑者，沉痾豁然如洗”。
戴思恭“術有神傳訣，醫隨病制方”，明朝洪武時被徵爲御醫，太祖朱元璋對他十分愛重。當時，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患了瘕病，良醫正韓奭治不好，朱元璋就派戴思恭前往診治。戴思恭到那兒一看，韓奭所開的藥方並無不妥，就問燕王有什麼飲食上的偏好。朱棣回答，“愛吃生芹。”戴思恭說：“明白了。”他一劑藥下，燕王排出了很多細小菜蟲，病也就好了。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燕王寫信給戴思恭，其中還說到“數年前吾病甚劇，賴汝醫好。二三年前，又苦腰痛，針藥不效，服汝所制‘滋陰丸’好了”。燕王登基後的永樂四年(1406年)，戴思恭與世長辭。成祖朱棣仍不忘在“御製祭文”中寫道，“朕昔在藩國，忽攖奇疾，更數醫弗效，積久愈劇，乃召爾於金華。爾至，施不數劑，去其固滯，遂底平寧。朕心眷念，未嘗忘之。”
洪武十九年(1386年)時，戴思恭曾治好了朱元璋第三子晉王朱棡的病。但不久之後，朱棡還是舊疾復發去世了。朱元璋大怒，要嚴懲晉王府的諸醫官。此時，戴思恭從容覲見，對太祖說：“臣以前奉命給晉王治病時就說過，晉王的病暫時好了，但病毒已入膏肓，恐怕會復發，到時就沒法治了。現在看果然如此。”朱元璋聽後，就赦免了醫官們。那時，有皇妃因愛喝燒酒而出現腹痛。戴思恭治好後就告訴她：“十年後必會復發，到時再無方可治。”十年後，這位皇妃果然因此病復發而亡。
朱元璋深知戴思恭的醫術，因此很信賴他。後來，他年事已高，朱元璋便准許他“風雨輒免朝”，甚至“免其朝詣見”。
1398年，太祖朱元璋得了重病，傳召諸醫侍疾。他久病不愈，一怒之下便要治御醫們的罪。這時，他安慰身旁的戴思恭說：“朕知道你是仁義之人，不關你的事，不要怕。”未久，太祖駕崩，其孫朱允炆繼位。
這位建文帝“罪諸醫”，卻唯獨擢升戴思恭爲太醫院使。而這一職位是當時御醫中品階最高的，可見明朝第二代天子也對戴公十分恩厚、敬重。到了第二年(1399年)，戴思恭去世多年的父親也被追贈爲太醫院使。
1400年，朱元璋第二十子韓憲王朱鬆對戴思恭“尤加愛重，爲書‘肅齋’二大字以賜之”。國子監祭酒張顯宗在其《肅齋贊》中說，戴思恭“年已八十，而進修不懈，題其燕居之室曰肅齋以自警”;“韓王殿下聞而嘉之”。名臣蹇義在其《肅齋跋》中說，戴思恭“號肅齋，蓋肅者持敬之意”。
在明朝皇室與諸臣僚看來，戴思恭不僅對人謙恭，還很仁義。1402年，朱元璋第十五子遼簡王朱植“大書仁義二字賜之”。遼簡王說，“太醫院使戴原禮，精於醫學。昔我太祖高皇帝，嘗嘉其能，以仁義爲心，特賜此‘仁義’二字”，以寵異之。”
朱元璋第十六子慶王朱栴也說，“太醫院使戴原禮，家世醫也，存心濟物，譽稱鄉邑，用薦者言，擢居是任，出入禁闥，夙夜小心，恪恭厥職。高皇帝嘗謂之曰：‘老戴仁義人也’。”
朱元璋很讚賞戴思恭的“仁義”，在翰林學士兼太常少卿高遜志的《仁義贊》中也有記載：“太醫院使金華戴公，以碩學奇術，早事孝陵，特受知遇，嘗顧謂曰：‘汝讀書有仁義，在醫流中非他臣比也。’公拜稽首不敢，當朝之公卿大夫鹹聞知之。”
除了太祖朱元璋，與戴思恭關係最爲親厚的一位帝王恐怕要數朱棣了。據深受朱元璋賞識的名臣盧原質記載，成祖朱棣“勤於政治，於君臣鮮所引接，時時樂與公語，或捋其須，或命坐御榻下，與論古今事，每抵暮始休”。遺憾的是，這種君臣同樂的日子並未持續太久。待“皇上正天位”後，戴思恭“以耄不任事爲請，弗從，至數四乃許之”。因他一再請辭，朱棣才允准這位能與之坐榻相伴、論古今事的老御醫歸鄉而去。
“年愈高，而德愈劭;身益榮，而心益卑”的戴思恭於“永樂甲申三月致仕，馳驛而還”。不想到了冬十月，朱棣就“命使者乘軺召公”，不巧戴思恭那時“墜樓臥疾”，“以疾篤不起”。於是，朱棣等到第二年夏四月，又“遣內臣杜典、院判袁寶，賚賜禮幣褚鏹至家，以安車迎之，召見”，“免拜跪”。半年之後，戴思恭“復請歸”。於是，這年十月十四日，朱棣又“賜金幣褚鏹，敕吏部選同鄉官一員馳傳送回”。
多年前，戴思恭治好朱棣的瘕症離開北京時，朱棣曾說“我日當分膳與卿”。多年後，戴思恭最後一次還鄉時，朱棣仍叮囑，“朕復招汝，汝即來也”。只可惜戴公在這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端坐拱手，瞑目良久而逝”了。
戴思恭年少就得丹溪真傳，到老仍對師父禮敬有加。他去世前不久，還不忘去祭掃丹溪先生之墓。他最後一次“乞骸骨”歸鄉後，就立即說：“我久不上丹溪墓所，將治牲醴以修拜掃。”隨後，便“置殽羞，拜丹溪墓”。
他所撰寫的“《證治要訣》、《證治類方》、《類證用藥》諸書，皆檃栝丹溪之旨”。尤其是《推求師意》二卷，更意在推求“丹溪未竟之意”。
清嘉靖年間，王諷爲《推求師意》作序曰，“所學于丹溪者衆，專其論著爲原禮也者。何姬曰：丹溪之門稱高第者，原禮也”;“原禮乃能冥會其意，而推闡其所未盡”;“廣丹溪之志”。明朝“開國文臣之首”宋濂在《題朱彥修遺墨後》中說，“原禮以其學行於浙河之西，從之者日益多，由是先生之道沾被滋廣。”明朝翰林編修王汝玉也說：“後之人能知丹溪之學者，皆(戴)公有以倡起之也。”
戴思恭畢其一生，謹守着恩師的教誨，倡其之學，廣其之志。明朝翰林學士董倫對他的評價是：大或活千人於片言，細或起尫羸於瀕死。衆人推之爲長者，天子稱之爲仁義。正如明史雲，他“無愧其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