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崇禎的故事，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崇禎十六年，大明王朝進入了風雨飄搖的關鍵階段，面對內憂外患崇禎召集內閣六部九卿等高級官員的御前會議時，忽然頗爲感慨地說：“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事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何面目見於地下?”《三垣筆記》。
此前，崇禎帝得知李自成的軍隊正在渡過黃河橫掃山西，自登基以來，崇禎就急切地進行補救，希望大明能夠在他疾風驟雨的拯救下能夠起死回生，可是任憑他宵衣旰食，任憑他日以繼夜，大明社稷的周圍愈發動盪不安。除了不斷的天災人禍外，內有李自成，外有滿洲兵的不斷迫近，讓崇禎隱約感到，自己的所作所爲絕非亡國之君能夠做到，但是依舊呈現出亡國之象，在如此高級官僚的會議上，作爲帝國當家人拋出亡國論調，可見形勢緊迫和內心深處的無奈和焦灼。
然而在崇禎的身上發現了一股驚人的堅韌意志力，他的性格自尊極強，這也解釋了爲何多次說出“何面目於地下”自縊後也要疲乏覆面的原因。在崇禎十五年的時候，他的臣下還發現這位憂勞的皇帝一直還在模仿唐太宗，從書法和風度上力求與李世民作爲模仿標準。當時的給事中孫承澤記錄了崇禎書法的風采：“上書法唐太宗，此諭尤秀勁，當時摩勒上石”《思陵典禮記》。
崇禎的身上最寶貴的品質就是善於學習，不管形勢如何危及，從未放下書本，某種程度上，他並非單獨熱愛讀書，而是希望從經典裏的祖宗之法找出挽救大明王朝的辦法。“上喜讀書，各宮玉座左右俱置卷帙，坐則隨手批覽。嘗作《四書》八股文，以示羣臣，因而頒行天下，士子鹹誦焉。
當時有個叫倪元璐的大臣，擔任崇禎講官之職，一次講到經書中“生財有大道”藉機向崇禎闡述加派賦稅的害處。這在當時也是崇禎最遭人非議的遼餉、剿餉、練餉的三餉加派，以至於當時百姓怨聲載道，並借“崇禎“的諧音，戲稱他爲“重徵”。崇禎聽了果然大怒，訓斥他，倪元璐聽了不急不緩解釋說：“臣儒者，所陳雖是本頭書生語，然不敢懷利以事君。”說得崇禎一時語塞。第二天，崇禎竟然對着內閣輔臣的面向倪元璐表示歉意：“講筵有問難而無詰責，昨日之言朕甚悔之。”
除此之外，崇禎心底還是希望在其不斷努力下，能夠挽回大局，在冊封皇太子時後，更是苦心孤詣對其教育。一次與內閣輔臣議論到太子教育的問題時，他鄭重地從一個黃匣子裏拿出他親自書寫的《欽定官屬約八條》，都是對太子和其身邊人員管理條例，甚至細化到不得離間和結交，不得擅作威福，不得言動非禮等細節上。當臣下讀完規定後，特意問崇禎“戒飭官屬，是內是外?”崇禎頗爲感慨動情地說：“是內員，此朕親經歷的。向朕在慈慶宮住，得知此輩情弊，專行離間，朕朝皇兄熹宗，並不交接一言。先帝樸實，被他矇蔽。”說到傷心處，崇禎竟然流出眼淚。緊接着又對太子身邊的服飾人員和伴讀都一一作出安排。
越到最後，崇禎對自我約束越來越嚴格，甚至近乎於苛刻，他給自己定了一個長期齋戒計劃，穿布衣吃素食《明史》，爲此他發佈了一道諭旨：“朕念皇考皇妣，終身蔬布”。內閣輔臣上疏勸說崇禎不必如此刻薄對待自己，有的臣下甚至以爲崇禎這是作秀而已。
一直到崇禎十六年的時候，他還在堅持帶頭節約開支：“先自朕躬始，若祀典豐潔，仍舊不敢議減外，朕久服浣濯之衣，此無可議。”接着他又大量裁撤宮中吃用，減少宮女十分之三，自己的膳食開銷減掉50%，后妃以及宮女太監減去40%和30%，這種大規模削減宮中開支目的在於帶動地方上行下效，以此糾正奢靡之風和集中財力物力用於維護龐大軍費開支。一個月後，當他知道內外大小官員未能按照他的標準依然“奢侈相高，貪僭囂凌”，氣憤非常，並再次重申“崇儉去奢，宜自朕始”的旨意，除了以前宣佈的減去吃穿用度外，又宣佈只有重大節慶典禮纔可以使用金銀器皿，其他日常生活一律改用錫器、木器、瓷器，希望內外文武諸臣能夠效仿，並要見諸行動，如仍置若罔聞，依舊奢靡宴樂，拜謁饋贈一擲千金，必將嚴懲不貸《思陵典禮記》
崇禎在推進這項事情上果然能夠做出嚴格表率，只是讓他出乎意料的是，運作改變帝國風氣比打一場勝仗更難，這樣的時候，這個當家人以一人之力苦苦求索。甚至他將萬曆年間宮中所存的上佳野山人蔘，去換回幾萬兩銀子貼補國用。有一次他在講筵，發現自己所穿的衣袖子已破損，露在外邊很不雅觀，不時地把它塞進去遮掩，感動的一旁官員爲之流淚。崇禎的後宮風氣較爲端正，因爲他平時不苟言笑，對身旁人很有約束力，這些後宮嬪妃們都能和崇禎一樣吃粗茶淡飯，穿着布衣。“宮中常服布衣，茹素食，與先帝同尚節儉，一切女紅紡織，皆身自爲之。”
然而“上焦勞天下十有七年，恭儉似孝宗，英果類世廟(嘉靖帝)，白皙豐下，瞻瞻非常，音吐如鍾，處分機速，讀書日盈尺，手筆逼似歐陽率更。有文武才，善騎，嘗西苑試馬，從駕者莫能及。”《綏寇紀略》。這是在崇禎死後，遺老們對其做出的高度評價，對其人格表示佩服。對於崇禎帝的遭遇歷代史家均給予了同情和相對正面評價，《明史》更是認爲“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啓之後，則必亡而已矣。”《明清史講義》，類似這樣的對於亡國之君一致的同情和理解，在李朝歷代實屬罕見，崇禎有知，想必也不必非要“以發覆面”而羞見祖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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