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記·陳涉世家》中，司馬遷明確記載，大澤鄉起義時，陳勝擔任的“屯長”。
屯長這個職位，前人學者已經很確切地考證爲，領兵五十人的軍吏(依據《秦律雜抄》：“敦(屯)長、什五智毋告貲 一甲，伍二甲。”可見，屯長位在什長、伍長之上)。
過往閱讀文獻時，我們往往想象陳勝只是臨時被安置爲“屯長”的軍職，然而，對照秦簡，就會發現，秦朝對於官吏任命有嚴格的制度，涉及到爵位、出身、復除等諸多因素，哪怕是一個小小的裏典尚且如此。
而屯長的軍職，對應的是什麼爵位?
《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
徒卒不上宿，署君子、敦(屯)長、僕射不告，貲各一盾。
可見，屯長管理徒卒，並在僕射的地位之上，另據《商君書·境內篇》：
爵自二級以上至不更，命曰卒。
也就是說，不更以上纔不是卒，是軍吏，再聯繫《商君書·境內篇》：
其戰，屯長百將不(也有版本寫作必)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
翻譯過來就是，屯長、百將自己不能光顧着斬首，甚至不允許自己上手，都必須團隊得33個首級，才能得爵一級，其目的就是激勵軍吏指揮部隊作戰，而不是自己去砍腦袋。
而在《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又有一段涉及對應爵位級別的條文：
故大夫斬首者，遷。
這裏的遷不是升遷，而是遷刑，即流放，因爲大夫已經是軍吏指揮官的級別，自己砍腦袋玩不是他該做的事兒。
這一句律文與上文對照就知道，屯長，對應的爵位應該是“大夫”，因爲它的職務比百將還低一些，享受同等待遇，而這也和《漢舊儀》裏記載的：
大夫主一車，屬三十六人。
有一定的差距，不過考慮到步兵和車騎的制度區別，人數規模上也還說得過去，畢竟其下還有15個什伍長，減掉了就是35人。
綜上所述，陳勝的爵位應該是秦的“大夫”，職務是屯長，按制度，“不更”本意就是免除更戍之役，大夫還在之上，更是不應該被徵發，但是偏偏，按照《史記·陳涉世家》的說法是：
“皆次當行”。
這裏就涉及到了第二個問題了，適戍，也就是謫戍。
在《史記》、《漢書》展示的西漢法律概念裏，謫戍實際上是一種懲罰，在其期限內，戍邊者的戰功甚至無賞，而只能對應減刑。(見《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這個情況，與《史記》中零散記載的秦代“謫戍”的情況類似。
然而，當我們對照一下《雲夢秦簡》、《裏耶秦簡》和《嶽麓秦簡》，就會發現，秦朝的法定名稱裏並沒有謫戍，而只有“更戍”和“屯戍”。
秦的“更戍”帶有強制義務的性質，年限卻不限於之前史書上普遍提及的一年，簡牘中也有2年以上的，而且更戍往往還會與“貲戍”、“貲甲”這樣的懲罰聯繫，即更戍時間內同時“服刑”，更重要的是更戍服役，其口糧需從公中“出貸”，也就是說，口糧都需要家裏承擔償還。
而屯戍則是正常的屯卒，口糧由國家供應，也就是“出廩”，並能夠在戍所授官田耕種。
那麼兩者的區別到底是怎麼產生的?有人說是秦朝建立以後制度的改變，也有人說是因爲民力的耗盡，對此，三解並不同意，或許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理解，即“功能”。
我們知道，在唐代的兵役體系下，其實有三個序列，一個是府兵到長安擔任中央軍宿衛的序列;一個是戰事發生時國家徵召(也稱募人)普通民戶組成的行軍序列;還有一個就是定期(一般是一年)番替的鎮戍序列，比如唐太宗滅高昌後就派出1000人輪戍高昌。(詳見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
秦漢的更卒，實際上就同時承擔了以上三個任務，而已發現的秦簡都不是秦咸陽都城運轉的資料，所以，就對應了一個野戰軍，一個防衛軍的功能，而唐代的行軍就是有事則興，無事則罷，屬於不定期的兵役;而鎮戍的番上則屬於定期的力役。
因此，更戍或許是與唐代的兵募類似，屯戍則與鎮戍類似，只是在秦統一天下之前，戰爭往往屬於短平快地掠地戰爭，所以更戍的負擔並不算難以承受，但是，等到了秦統一天下之後，北逐匈奴、南征百越，全都是曠日持久的拉鋸戰，完全沒有盡頭，以制度性的屯戍來防禦則兵力不足，只好用更戍的野戰軍常鎮來進行防禦和更深遠的戰略進攻準備。
而“謫戍”的大量使用，即對原本法定服役的正卒之外的賤民的徵發，並不是說正卒已經死亡或被消滅，而是被拖在前線無法回家輪替，只好大量使用“謫戍”的手段來填補人力空缺，而“謫戍”的大規模施行本身就是對秦律的管理體系的破壞，比如七科謫中的後一部分，實際上已經是著籍民戶，而在人力依舊不足的情況下，繼續向“閭左”伸手，實際上就把已經不需要承擔兵役的人也拖下了水，而且還是“侮辱性”的水。
也就是說，陳勝和吳廣這兩個屯長，都趕上了，不是待遇優越的“屯戍”，而是與罪人、賤民同行的“謫戍”。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在秦朝的體制內，好不容易奮鬥到“大夫”爵位，期待富貴的美好幸福未來的陳勝先生，又結結實實地被扔回了社會底層，全部歸零，他的憤怒，吳廣的憤怒，怎麼會小?
而且，我們從《裏耶秦簡》的更戍人員信息中可以看得出來，這些更戍者的籍貫來自天南海北，一旦隊伍中形成百人以上的團體，很容易壓服這些沒有鄉黨支持的個體戍卒，逼迫他們一同造反，事實上，陳勝也做到了。
而這場沒多大規模的起義，之所以燃起燎原之勢，歸根結底，並不是過往人們所理解的，秦帝國對於底層的壓榨過狠，事實上，在還是秦國的時代，秦制對於底層的壓迫和管制已經無以復加，真正的變數，來自於南北兩個方向沒有結束盡頭的治安戰所造成的持續戰爭動員狀態無法解除。
無論是秦統一之後的既得利益者，如軍功授爵集團，還是秦始皇一手打壓、一手拉攏的各國豪強(比如趙國馬服君趙奢的後人馬牧就入秦封武安侯，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其切身利益都在整個律令體系受破壞的情況下，遭到了損害，也就是晁錯所說的“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惟其如此才能解釋，爲什麼泗水郡的亭長劉邦、沛縣的主吏掾蕭何、獄掾曹參反秦，甚至會稽郡守殷通、南海郡尉任囂、龍川縣令趙佗，以及不知名姓的沛縣縣令都背叛了秦朝?
等到秦朝末年，連始皇帝的兒女、蒙氏兄弟、李斯父子、章邯這樣的宗室將相高官都要小心腦袋，這個王朝算是徹徹底底將自己的基本盤折騰得一乾二淨，滅亡也就毫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