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來說，中國古代整體上確實是男尊女卑，這是由經濟結構決定的。但是，並不代表女子毫無地位，或者毫無自由。
唐朝女性開放、大膽衆所周知，其實宋朝女性一點都不遜色。
著名女詞人李清照的《如夢令》裏，就描述了醉酒晚歸的情景：
“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
足見女性的開放程度。
據各種史料發現，宋代男性“懼內”現象也非常之多。如今爲衆人熟知的河東獅吼的故事，就出自宋代。
名相王旦、周必大，以及著名文學家晏殊、蘇拭、陸游等無不“懼內”，北宋科學家沈括，“晚娶張氏，悼虐，存中不能制，時被箠罵，捽須墮地，兒女號泣而拾之”，怕老婆程度可見一斑。
宋代懼內現象太多，以至於宋代詩人謝伋認爲：“
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而鍾於婦人”，竟把宋代看作一個陰盛陽衰的時期。
而且，宋朝女性在家庭中，有一定的財產繼承權。
宋代尚未出嫁的女子被稱爲“在室女”。北宋法律規定：
“應分田宅及財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財，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其未娶妻者，別與縛財。姑姊妹在室者，減男聘財之半。”
可見，家庭財產的分配中，未嫁女可以繼承一部分財產作爲嫁妝。
女子出嫁後，所帶的嫁妝，不屬於夫家的家族財產，這說明宋朝時妻子在家庭中，對自己的嫁妝也享有一定的支配權，甚至有不少婦女帶着嫁妝改嫁的現象出現。
婦女再嫁在宋代也並不少見，宋朝法律不限制婦女改嫁，只是規定婦女不得在服喪期內改嫁。
宋朝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婦女改嫁的例子不勝枚舉。
宋真宗的皇后劉氏“始嫁蜀人襲美，美攜以入京，既而家貧，欲更嫁之。其時帝爲襄王，對左右言：‘蜀夫人多才慧，吾欲求之。’劉氏遂入宮，初封美人，後冊爲後”。後來真宗死後，劉氏垂簾聽政近十二年之久。
宋朝的社會輿論對婦女的改嫁也有支持。在被奉爲婦女道德楷模的“節婦”中，有一部分就是改嫁的。宋人莊綽所著《雞肋編》，引呂緒叔夏卿文集《淮陰節婦傳》，記載的就是一位改嫁過的節婦。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的母親同樣是再嫁之婦，“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但范仲淹對母親十分孝順。
北宋另一位宰相王安石，因兒子不幸早逝，還鼓勵兒媳改嫁。士大夫階層的人對婦女改嫁都能持有如此寬容的態度，可見，宋代婦女在婚姻上，還是能享有一些自由和權利的。
才女輩出也是宋代女性留給後世的深刻印象之一。《全宋詞》中，女性詞人達107人，《宋詩紀事》裏女作者也有106人，李清照、朱淑真、魏夫人等傑出女性博覽羣書，才思敏捷，留下了許多名作，在中國女性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宋代涌現出一大批文化修養高的女性，緣於女子教育環境的相對寬鬆。宋高宗曾說：
“朕以謂書不惟男子不可不讀，惟婦女亦不可不讀，讀書則知自古興衰，亦有所鑑戒。”
宋人重視女性的教育，司馬光的《書儀》裏記載：
“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裏女子亦立誦之。……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孝經》、《論語》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
表明女子也有一定受教育權。
在宋代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也活躍着女性的身影。
“九市官街新築成，青裙販婦步盈盈”正是婦女從事商業活動的生動寫照。婦女經營茶館、酒店、小吃鋪、歌樓等各種商鋪的也很常見。
《夢樑錄》裏有“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約友之處”，詩人陸游在四川遇到有婦人負酒賣，亦如負水狀，呼買之，長跪以獻”。
《東京夢華錄》裏還記載了大相國寺廟會上尼姑經商的場景：
“佔定兩廊，皆諸寺師姑賣繡作、領抹、花朵、珠翠頭面，生色銷金花樣襆頭帽子、特髻冠子、絛線之類。”女性經商之普遍，令人震驚!
宋代女性能夠走出閨門，從事商業活動，不僅是自身的一大進步，也體現了宋代社會對女性的束縛並非那麼嚴重。
